20世紀的科學怪傑：鮑林(17)

一七

　　同時，研究實驗室本身的成功也開始成為一種破壞性因素。其他學校急於模仿諾伊斯模式，明目張膽地挖他的教師和最好的研究生。最沉重的打擊發生在1912年。伯克利分校——在動諾伊斯腦筋不成之後——向路易斯許諾，讓他開設自己的化學課程，就此挖走了諾伊斯最得力的一位助手。路易斯為了讓在加利福尼亞大學的化學系儘快上馬，又帶走了另一位諾伊斯最好的教授和一些優秀的研究生。實驗室其他一些教授和學者也擋不住來自私有企業和財大氣粗的其他學院的高薪聘請，紛紛跳槽。由於長期得不到足夠的資助，麻省理工學院已經難以招架來自這些方面的競爭。

　　與伯克利分校向諾伊斯發出的聘書相比，他從前在麻省理工學院的學生海耳向他發出的邀請就顯得滑稽可笑了。1913年，海耳請求諾伊斯放棄麻省理工學院的工作，到一所既無名氣、又無資金的叫作斯洛普的學校去。海耳誇下海口說，將來可以得到所有他熟識的富人的支持。不過，到了1915年，諾伊斯越來越不滿於麻省理工學院的工業化傾向，而海耳日漸兌現新建設施的保證也讓他動心。他開始重新考慮海耳的邀請，並同意到斯洛普去看一看。海耳的承諾在1917年成為現實，他說服一個有錢的家族出資建造了蓋茨化學實驗室。那年冬天，諾伊斯在帕薩迪納度過了三個月的時間。但是他還不能完全割斷與東海岸的聯繫，那裡有他的家人、他的遊艇和他創建的實驗室。

　　他最終是被踢出來的。麻省理工學院校方早已不滿於諾伊斯實驗室有那麼大的自主權，現在，他每年長時間外出更使他們感到不悅。諾伊斯和工程師們不得不最後攤牌了。工程師們獲得了勝利。1919年，學院院長懇請諾伊斯不要再過多地插手化學系的事務。短短幾個月之後，53歲的諾伊斯辭去了職務，放棄了研究實驗室——他常說的「我的愛和奉獻的象徵」——結束了他在麻省理工學院三十年的生涯，奔向西海岸。

　　在帕薩迪納，這位「亞瑟王」再次受到了皇室般的歡迎。蓋茨化學實驗室比他在麻省理工學院的實驗室要大得多，而且一位富裕的木材商與斯洛普校董會主席阿瑟·弗萊明為他提供了一筆20萬美金的研究基金。欣喜若狂的海耳甚至把自己的卡迪拉克牌轎車也送給了諾伊斯。這輛車不久就帶上了傳奇的色彩。學生們親切地稱它為老摩西（狄摩西尼的簡稱，為紀念它雄壯的引擎聲），據說老摩西保持著立定跳遠的世界紀錄，因為諾伊斯在駕駛時常常在高速檔啟動。它取代「研究號」成為諾伊斯週末同心愛的學生和同事們出遊的工具，現在的目的地是沙漠營地或他在科羅那德馬海邊的住所，不再是波士頓周圍的港灣和島嶼。

　　諾伊斯對科學高等教育的思想在麻省理工學院曾遭到冷遇，在這裡他立即付諸行動了。諾伊斯的同事和加州理工學院早期的物理教授歐內斯特·沃森寫道：「諾伊斯不僅一手制定了使加州理工學院獲得巨大成功的教育政策，還推敲了每一個細節，使它們能夠沿用至今，幾乎不用作任何修改。」這些政策包括堅持小規模，精心挑選本科畢業生；注重少而精，而不追求大而全；在所有層次，包括本科層次，提倡創新的研究工作；在科學教育之外，堅持對本科生進行人文學科的教育；強調基礎科學，而非應用科學。諾伊斯並沒有就此止步。他對學生的熱愛促使他培育了一種學生自我管理的體制，幫助他們安排日常生活，並儘量密切學生和導師在學術和社交上的來往。他還贊成把加州理工學院建成哈得孫河以西——除軍事院校以外——第一所男子高等學校；他不希望女生分散那些未來科學之星的注意力。就化學系本身而言，諾伊斯採用了德國科學院所的一些做法——如注重在小型研討會就最新研究成果開展討論，而不是上大課——但摒棄了別的一些方面。他特別不喜歡德國人把學院的聲譽建立在某個魅力無窮的核心學者身上的做法。諾伊斯堅信集體的智慧超過個人；他是一個集體至上的人。

　　加州理工學院將成為一所新型的學校，一座致力於科研的殿堂，一個檢驗諾伊斯培養科學家理論的實驗室——後來人們把它稱為天才的搖籃。

　　§Ｘ射線

　　而萊納斯·鮑林正是一個試驗品。

　　開學前諾伊斯把鮑林叫進了他在蓋茨實驗大樓裡的辦公室。前一年春季和夏季，他倆一直保持著通信聯繫。第一封信是諾伊斯寫的，詢問鮑林的背景，特別是他對物理化學的認識；鮑林在覆信中表達了他對俄勒岡農學院課程的失望。諾伊斯認識鮑林正在讀的教材的編者，並不認為這本書有多大價值。他把自己正在合作編著的一本物理化學教科書前九章的校樣寄給鮑林和埃米特，並叫他們在讀完之後解決最後的一些問題。不同于以往讓學生套用現成公式的方法，諾伊斯的問題引導學生自己導出公式。這正是他教育戰略的關鍵，強調讓學生獨立思考而非死記硬背，交給他們獲得答案的工具而不是答案本身。

　　他相信，一旦學生經歷了整個推理過程，他們就再也不會忘記學到的概念。在俄勒岡的海岸線上，鮑林利用週末或是白天檢查完公路鋪設材料之後的閒暇，解答了所有五百道習題。「在那年夏天的三個月裡，我大大加深了對物理化學的認識，」鮑林回憶說。他寫道，諾伊斯對邏輯和縝密思維的強調，以及他引導學生自己去發現定律和規則的技巧，「對我自己的科學思維方式影響巨大。」諾伊斯呢，也對這位俄勒岡小夥子獨立工作的能力贊許有加。

　　通過書信往來，諾伊斯瞭解到鮑林早年對礦物的收集，以及後來對路易斯和朗繆爾化學鍵研究的癡迷。諾伊斯通過這些情況決定讓鮑林在加州理工學院羅斯科·迪金森實驗室作博士研究。迪金森是一位青年教授，正在運用Ｘ射線裝置研究晶體的結構。在諾伊斯的建議下，那年夏天鮑林閱讀了一本介紹這種新技巧的書。這一研究手段被稱為晶體學，通過向一個晶體照射一束Ｘ射線，研究射線散射狀態來確定晶體的結構。在鮑林看來，概念十分簡單，數學也不難，而且通過這一技巧可以確定化學鍵的長度和角度——晶體中原子間的距離以及彼此間的定向。「我正在閱讀《Ｘ射線和晶體分析》」，鮑林在那年夏天給埃米特的一封信中寫道，「不過並沒有學到什麼新的東西。當然還是挺有趣的……」

　　那時鮑林並沒有意識到諾伊斯正在給他作特別的安排。

　　在自然科學教育中，研究生教育同本科教育很大的一個不同之處過去是——現在同樣是——研究生應該在實驗室裡發現一些新的東西。在俄勒岡農學院，鮑林在規定的實驗課程上表現相當出色。但是與大多數本科生一樣，他把在實驗室裡的幾乎所有時間都用來學習基本技能：怎樣對化學品進行測量、稱重、提純和測試，重複著別人的試驗，而不是自己設計試驗。並沒人指望他做什麼創造性的工作，儘管他曾經作過一次不成功的努力：在四年級時，他試圖讓鐵在磁場中結晶，希望通過觀察晶體的定向來研究鐵原子的磁性——想法相當別致，通過可見的晶體來「透視」看不見的原子世界。在金相學教授的指導下，他成功地在一根鋼條上沉澱了一層鐵晶體。但是當他試圖打磨晶體以便在顯微鏡下觀察時，晶體被擦掉了。

　　鮑林是一個課堂奇才，但是進行創新的實驗工作需要一套不同的技能。它要求的不是記憶力和智慧的火花，而是耐心、精確和一雙巧手，以及發現實際辦法來解決問題的訣竅。為了培養這種技能，研究生被置於一位導師，一個主要教授的監督之下。在導師的實驗室裡，他們被引入包圍某一問題的未知世界中，並被授予破解這些未知之謎的工具。這是一種類似于師傅與學徒的關係，最終目標是培養另一位師傅，他能夠發現新的東西並帶出新的徒弟。

　　跟從哪位主要教授的決定是相當關鍵的，羅斯科·迪金森是鮑林的一個很好的選擇。迪金森是諾伊斯在麻省理工學院最賞識的一個學生，他在1917年跟隨導師來到加利福尼亞，並獲得了化學博士學位——加州理工學院授予的第一個博士學位——這僅僅在鮑林到來之前兩年。他只比鮑林年長十歲，完全適合當鮑林的大哥哥，所以不久他們就成了好朋友。當時加州理工學院的小規模也幫了大忙——在第一年裡，鮑林是迪金森唯一的研究生。第一學期開學不到幾個星期，迪金森夫婦就邀請鮑林共進晚餐，並帶他（後來和愛娃一起）到沙漠營地去過夜。

　　在實驗室裡，他倆正好是互相取長補短的一對：鮑林滿腦子都是新的念頭，對什麼都好奇，恨不得同時幹十件事情；而迪金森則仔細專注，有條不紊。鮑林後來寫道：「他是一位思路特別清楚的科學家，對粗枝大葉和一知半解特別反感。」迪金森並不具有洞察一切的理論思維能力，但是對鮑林而言，他是一股不可或缺的平衡力量，一位邏輯嚴密、腳踏實地的領路人，引導他運用Ｘ射線晶體學精密、苛刻、革命的技巧來進行嚴謹的、創造性的實驗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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