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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


  馬克思在科學工作上過分嚴謹,在他還沒有確信他已經讀過每一本書,已經認真考慮過每一個反對意見以前,他就不認為他的工作已經完成,為了這一點,恩格斯經常友愛地責備他。

  恩格斯知道馬克思的這種工作特點,由於這種特點,《資本論》第一卷的付排就無限期地延遲了,他就經常催促馬克思,要他不等《資本論》其餘各卷完成就出版第一卷。

  當馬克思開始從漢堡收到校樣的時候,他就把它轉寄到曼徹斯特去,以便聽取他的朋友的意見,因為他認為這種意見是最寶貴的。

  1867年8月16日,馬克思通知恩格斯,他已經看完了《資本論》的最後一張(第49印張)校樣。

  序言已送出去了,馬克思寫道:「這樣,這一卷是完成了。這一工作之所以能夠完成,完全要歸功於你!

  沒有你對我的自我犧牲,我是絕不可能完成三大卷的全部巨大工作的。擁抱你,衷心地感謝你!敬禮,我親愛的忠實的朋友!」

  《資本論》第一卷的完成不僅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生平的最大的事件,而且是對整個工人運動、對無產階級的革命理論的發展具有巨大的世界歷史意義的事件。

  關於《資本論》,恩格斯這樣寫道:「從地球上有資本家和工人的時候起,還不曾有過一本對工人有如此重大意義的書。」

  《資本論》以資本主義滅亡和新的共產主義社會勝利的歷史必然性這一深刻的科學觀點武裝了工人階級。在《資本論》中科學的共產主義得到了最深刻的和最全面的論證。這一天才的著作標誌著馬克思主義的所有組成部分——政治經濟學、哲學、社會主義都大大地向前發展了一步。

  列寧的著作《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足以稱為馬克思的《資本論》的續篇。他在這一著作和其他的一些著作中以對資本主義壟斷階段和資本主義總危機的研究豐富了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從這一研究中得出的最重要的結論是新的、完備的社會主義革命的理論。

  由於馬克思的嚴格的科學論證,僅僅誣衊和咒駡是不行了,於是資產階級科學界就對《資本論》的出版保持沉默,只當它還沒有寫成。

  為了衝破資產階級報刊用來包圍《資本論》的這堵沉默的圍牆,恩格斯並不限於在當時為數不多的工人機關報刊或接近於工人運動的機關報刊上發表《資本論》的通俗的書評。他產生了一個奇特的想法——托人給某些資產階級報紙寄一系列批評性的書評。1867年9月11日,恩格斯寫信給馬克思,問他:「你考慮一下,為了把事情推動起來,我是不是應該用資產階級的觀點來寫文章批評這本書?」馬克思答道:「你從資產階級觀點來批評這本書的計劃是最好的軍事手段。」

  為了實現這個「軍事計謀」,恩格斯利用某些志同道合的親近朋友的幫助,把論文寄給他們作為榜樣,以便他們能夠在以後用不同的形式在資產階級報刊上發表。恩格斯在當時所要完成的主要任務是:展開對這本書的討論,並迫使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家發表對這本書的意見。

  結果,恩格斯終於達到了在資產階級報紙上發表一系列書評的目的。在這些書評中,恩格斯顯示了藉批評的形式把馬克思的觀點傳達給讀者的驚人本領,以致給讀者留下的印象是:對的畢竟還是馬克思而不是他的「批評者」。實際上,這些書評的鋒芒是針對著庸俗的政治經濟學的代表(恩格斯想盡辦法挑逗他們對《資本論》發表意見)和拉薩爾的理論觀點的。

  《資本論》第一卷的完成,恩格斯認為不僅是馬克思的生平的轉折點的開始,而且也是他自己的命運的轉折點的開始。現在出現了這樣一種希望:馬克思的稿費收入會增加一些,恩格斯也有可能永遠結束商業生活,靠他脫離企業時可以分得的一筆不多的錢和稿費收入同馬克思一起生活。當時,他在給馬克思的信中曾經吐露過這樣的話:「我對任何東西也不像對擺脫這種該死的商業生活那樣熱烈地渴求。」

  但是,從《資本論》第一卷完成後,又過了兩年多,恩格斯才實現了他的這個願望。

  1869年7月1日,恩格斯終於寫信給馬克思:「真好呵!從今天起再不搞這個寶貝商業了,我是一個自由的人了。」馬克思對於從「埃及的幽囚」中逃出來的恩格斯報以熱烈的祝賀。直到在恩格斯很高興的這一天,他的朋友們才瞭解,在營業所裡度過的這些漫長的歲月對他來說意味著什麼。當時,馬克思的幼女愛琳娜(杜西)正在恩格斯家做客,以後她在回憶起這個可紀念的日子時說道:「我永遠不會忘記,那天早晨,當他穿上皮靴最後一次到營業所去的時候,他是多麼高興的喊著:『最後一次了!』幾小時以後,我們站在大門口等候他時,看見他從房子對面的一小片田野裡走過來。他揮舞著手杖,滿臉笑容地歡唱著。然後我們就像過節一樣地大擺宴席,喝香檳酒,沉醉在幸福中。那時我很小,還不懂得什麼,可是現在我想起這件事來,就不能不流淚。」

  多年來壓在他肩上的重擔終於放下了,這種歡樂的情緒,在恩格斯給親友們的信中也可以感覺到。他在給母親的信中寫道:「今天是我自由的第一天。」

  「我剛剛獲得的自由使我感到高興。從昨天起,我已經完全變成另一個人了,年輕了十歲。」

  特別使恩格斯感到高興的,是在歐洲的暴風雨日益臨近的時候,在可以感到重大的政治事變即將發生的時候,他能完全空閒下來從事科學的和政治的活動。

  1869年7月10日,他在給庫格曼的信中寫道:

  「我用不著告訴您,我擺脫了這個該死的生意經並且能夠再幹我自己的工作是多麼高興,特別是這件事情正好發生在現在,發生在歐洲上的事件一天天地尖銳化而且將有那麼一天會完全出人意外地噴發出暴風雨的時候。」

  但是恩格斯為了結束自己的事務還必須在曼徹斯特逗留一個時期。由於他那時有了空閒的時間,他便著手進行愛爾蘭歷史方面的嚴肅的科學工作。為了更進一步認識愛爾蘭這個被壓迫的國家,這時恩格斯在他的妻子莉希·白恩士(已逝世的瑪麗的妹妹)和馬克思的女兒愛琳娜陪同下到那裡去旅行。

  恩格斯對愛爾蘭發生興趣絕不是偶然的。當時愛爾蘭問題在「國際」內部起著重要的作用。在統治階級人為地挑撥起來的英格蘭工人和愛爾蘭工人間的民族糾紛中,馬克思和恩格斯看到了英國工人階級軟弱無力的秘密。他們認為「國際」的任務是喚起英國無產階級意識到「愛爾蘭的民族解放對他們來說不是一個抽象的正義和仁愛的問題,而是他們自身的社會解放的首要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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