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達書庫 > 名人傳記 > 恩格斯 | 上頁 下頁


  在不來梅這個大商港,恩格斯可以找到大批英國、荷蘭、斯堪的那維亞及其他國家的報紙。那時,恩格斯手頭就有在德國被禁止的書報,他還把這些書報寄給住在巴門的朋友們。書報幫助恩格斯彌補了過去所受教育的不足,擴大了他的視野。閱讀外國報紙的同時也使恩格斯在學習外國語方面獲得了驚人的成就。

  在給妹妹瑪麗的信中,他誇耀他能用25種語言談話。

  他常常給朋友寫「多種語言」的信,那是用好多種語言混合著寫成的。

  的確,19歲的恩格斯就用所有這些文字寫信,當然錯誤還是有的。

  在不來梅,恩格斯曾醉心於詩歌的創作。他幻想著走巴門一商號雇員斐·弗來裡格拉特的道路,後者在那時已經成為名詩人了。

  過去恩格斯在烏培河谷的生活是寂寞的。現在他愉快地上戲院看戲,參加音樂會。他和過去一樣,仍然從事游泳、擊劍、騎馬等運動。

  年輕的恩格斯無論在不來梅或烏培河谷,都仔細地觀察了勞動者的生活,他這樣寫道:「那些平民,他們什麼都沒有,但是在一個國王統治的國家中,他們是最好的。」

  恩格斯早年就對他誕生的那個社會圈子、對他成長的那種商人牧師環境中的觀點和偏見抱批判的態度,他觀察了人民的生活,狼吞虎嚥閱讀了大量的書籍,他的態度就更為激烈了。

  恩格斯的父親對兒子的發展傾向感到不安,就預先把他送到不來梅的一個牧師那裡去。但是,弗裡德裡希正是在寄居於這位好客的牧師的家中時,對宗教發生了極度的懷疑,並永遠結束了先輩傳下來的信仰。

  恩格斯在這時所經歷的內心鬥爭,在他給友人格雷培兄弟的信中有極明顯的反映。恩格斯做出了結論:聖經中有不可解決的矛盾而且要使科學和宗教調和是不可能的,於是他就堅決地和傳統決裂,和他的家庭與朋友的世界觀決裂。

  他在給友人的信中這樣說:「我知道這會給我引起極大的麻煩,但我既已為這種說服所束縛,即使我盡一切努力,也不能解脫哪裡存在著捍衛理性自由的問題,我就在哪裡反抗一切強制行為。」

  堅強的意志力、思想上的果敢和高度的原則性——這些特點在年輕的恩格斯給友人的信中已經清楚地表現出來了。

  大衛·施特勞斯的《耶穌傳》對於恩格斯徹底和宗教決裂起了極大的作用。這本書是1835年出版的,施特勞斯在這本書裡否定了福音書中的基督的存在並證明福音書的內容是神話,是最初的基督教團體的創作物。在1839年10月8日給威·格雷培的信中,恩格斯說,他已成了「狂熱的施特勞斯信徒」,在施特勞斯的影響下,他的信仰「顯得像海綿一樣漏洞百出」。

  拋掉基督教的這件「約束瘋人的緊身衣」,弗裡德裡希就感到自已獲得了解放。他努力要得出一種新的世界觀來代替「烏培河谷時代的信仰」,於是他開始更多地考慮政治問題。現在,童年時代的那些印象過去了,代之而起的是一個聰明、天賦極高、勇敢而銳敏的青年人的觀察和深思。革命前夜的德國及其鄰國當時的社會狀況和政治狀況給這種觀察和深思提供了豐富的材料,對年輕的恩格斯的觀點的形成起了巨大的影響。

  恩格斯的青年時代是他的世界觀和他的政治觀點形成的時候,正是西歐許多國家階級鬥爭尖銳化的時期。1830年法國的七月革命就是這個鬥爭史上的轉折點。雖然這一革命直接產生的實際結果對法國來說只是大財政家和大證券交易者的君主政體代替了貴族的君主政體,但是,這個革命的雷聲響徹了整個歐洲,並打破了當時籠罩著反動勢力統治下的整個歐洲的那種沉寂。

  法國七月革命的消息引起了經濟上落後和政治上分裂的德國的某些地區人民的騷動。但是,起初張惶失措的德國各邦政府很快就鎮定下來,並加倍猖狂的鎮壓對政治稍有不滿的人們。死樣的沉寂似乎又重新籠罩著德國。但這不過似乎是這樣罷了。警察的任何迫害都已經壓制不住國內人心的不滿。德國30年代後半期和40年代初的特徵,就是產生了各種反對政府的團體和派別。

  黑格爾的左派學生即青年黑格爾派也屬￿這類反對政府的團體。恩格斯在1840年1月21日給弗裡德裡希·格雷培的信中說:「由於施特勞斯,我現在已經走在直接通往黑格爾學說的路上了。」他說他每天晚上都懷著強烈的興趣閱讀黑格爾的「歷史哲學」。

  但是,恩格斯自己在給格雷培的信中就寫道,他不能成為一個「根深蒂固的黑格爾派」。黑格爾的學說和黑格爾左派信徒們的思想都不能使他完全滿意,因為他們局限在哲學問題和宗教問題中,遠遠地脫離了生活,脫離了實踐,脫離了政治。在恩格斯看來「爭取自由和權利的偉大戰士」路德維希·白爾尼的思想正好彌補了這個缺陷。

  19歲的弗裡德裡希的通信和他最初的文學嘗試證明這個青年具有政治積極性和革命情緒。他幻想那「舊世界完全毀滅」的一刻的到來,渴望「生活的頂峰——建立功勳」。

  恩格斯的一些詩是在《德意志電訊》雜誌上發表的,這個雜誌是在海涅和白爾尼影響下的激進文學團體「青年德意志」的機關刊物。雖然這個團體在思想上還沒有成熟而且它的政治觀點還模糊不清,但是它那種使作家接近社會生活、使文學服務於政治的企圖卻吸引著恩格斯。但這並沒有妨礙恩格斯對「青年德意志」的作家和詩人採取批判的態度。恩格斯嘲笑這個團體的代表人物在講話的時候額上總愛現出「悲觀厭世的皺紋」,他們的作品充滿了淒慘的音調和悲觀的情緒。這種情緒對恩格斯來說是根本不相容的。儘管德國的「現在」暗淡無光,但是,恩格斯並沒有失去銳氣,他為即將來臨的鬥爭歡呼,對勝利滿懷信心。

  恩格斯感到苦惱的是他未能用無可非難的詩的形式來表達自己的思想,因此,他逐漸放下了詩人的「豎琴」,拿起了政論家的筆桿。

  恩格斯用「弗·奧斯渥特」的筆名在《德意志電訊》上發表的論文,給讀者留下了比他的詩作深刻得多的印象。例如《烏培河谷來信》在那些為恩格斯揭穿了的偽善的剝削階級中間掀起了一股怒潮。有些烏培河谷人亂加猜測,以為這些「通信」的作者是弗萊裡格拉特,另一些人卻以為是《德意志電訊》的編輯谷茲科夫。誰也沒有想到在一個可尊敬的巴門的廠主家裡去找這個驚擾了烏培河谷螞蟻窩的作者。恩格斯告訴他的朋友說他就是這些論文的作者,同時請求他們不要把這些話告訴任何人,「否則我將要陷入可怕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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