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級病毒(118)

一一八

　　「記住我的話，這次流行將改變你們分部的整個特點。等事情結束後，一切都變樣了。」

　　我不能想像怎麼會這樣，為什麼這次流行會與我以往調查的如此不同，我來不及多想，就投入了工作。我給在馬裡蘭迪特裡克堡美國陸軍傳染病醫學研究所的彼得打通了電話。

　　「蘇，這裡發瘋了」，他說，「我們被病猴搞得不知所措，我從沒有見過這種情形」。

　　他儘量把那裡的情況都告訴了我，向我提供了一些有關猴子來源的線索。他說獸醫們自己在對付猴子，他很高興他不再為他們負什麼責任。我們同意保持聯繫。

　　關於與非洲的關係，我肯定病毒與非洲有關係，可怎麼去尋找呢，喬和我討論了幾種方案，不久我們就決定下來我該做什麼。

　　「你最好搞一份去阿姆斯特丹的邀請」，喬說，「需要有人去那裡，看看在運輸中猴子是否出過什麼事。」

　　這項任務意味著要打長長的、難辦的橫越大西洋的電話，這與特殊的政治問題有關。我們立即提出有關權限的問題。荷蘭政府對帶有埃波拉病毒的猴子經過他們飛機場的可能大為震驚，我設法與日內瓦國際衛生組織的吉姆·米根聯繫上。吉姆是軍隊的一名病毒學專家，當時以世界衛生組織的出血熱專家身份工作，而他還是個學院病毒學專家，主修樹木病毒的實驗室診斷。樹木病毒主要是由蚊子傳播的，大多數樹木病毒最多達到2～3級，他沒有和這種猴子身上病原體帶有的致命病毒打過交道。不過，他說他要去阿姆斯特丹調查，並帶一名獸醫同去。他給我的印象是他認為這是他自己獨佔的地盤，即使他沒有關於埃波拉感染方面的經驗。從我們成為幫助國際衛生組織工作的參考實驗室的那天起，事情就發生了變化。我們仍使用原來的名稱，但政治是首要的。

　　問題更多了，當我打電話給阿姆斯特丹的衛生官員時他們告訴我，他們贊同我們需要瞭解病毒是哪來的，但他們威脅我說「疾病控制中心」可能不受荷蘭歡迎。我們把這消息告訴了弗雷德，他讓我們與著名的荷蘭病毒學家，同時也是鹿特丹熱帶醫學研究所的布因斯馬教授（Professor l3ruinsma）聯繫。他恰好也是弗雷德的同事。我一跟他聯繫上，立刻就知道我有了一個盟友，他是個快樂的、堅定的有學識的人。

　　「別在意那些官員說些什麼」他告訴我，「到阿姆斯特丹來，我去接你，我們來看看發生了什麼。他們不過是普通的地方政客。」

　　他接著說在海牙的衛生官員已召集會議討論這次疫情。會議就定在第二天，這是我去的好機會。要不是有布因斯馬教授的鼓勵，我還在為處境擔憂呢。我覺得我需要一份官方邀請。我告訴喬和弗雷德荷蘭衛生部特意告訴我不要去，可他們對我下一步要做的事毫不動搖。

　　「無論如何要去，」弗雷德說。

　　這是我們通常在不尋常的情況下才會做的事。我以為，對這事件只能這樣處理，不論我們是處理愛達荷的肝炎疫情，還是內布拉斯加州的食物中毒事件，在「疾病控制中心」以外的地方調查，總是要接到地方部門的邀請。當國外發生疫情時，更是如此。另外，這也是約定俗成的。而且，弗雷德是我的上司，他剛給我直接下了命令。從技術方面考慮，我是有邀請的，雖然僅是布因斯馬教授的私人邀請。我記起荷蘭航空公司駐紐約的代表向我保證阿姆斯特丹斯希普霍爾機場（SchiphoI Air［）0rt）的航班會全力合作。看來，我別無選擇，只有去碰碰運氣。

　　我當晚乘機飛往阿姆斯特丹。我旁邊的座位是空的，飛機已經起飛。太棒了，我想，我有更寬敝的地方舒服一下。說不定我能睡一會兒，然後精力充沛地面對明天非常困難的早晨。

　　可安全帶剛系好，一個肥胖的中年男人從過道走過來坐在我身邊。

　　「我跟你一起去」，他說，「我是檢疫部的查克·麥坎斯（Chuck McCance ）。」

　　檢疫部在「疾病控制中心」的另外一座樓裡辦公，我們走路都碰不上，這是怎麼了？

　　事實上，查克是個令人愉快的夥伴，他同樣對工作十分勝任，而且相當有經驗。我會從他的支持和建議中受益。他決定陪我去阿姆斯待丹，這表明檢疫部多麼重視這事。查克所在的分部在「疾病控制中心」是很獨特的，因為它享有官方行政權，而進口猴子是他們工作的很大一部分。即使如此，我仍強調荷蘭的官員多麼難對付。他對不顧一切地命令我前往大吃一驚。他以為我接到了邀請。事實上他也沒有接到邀請，除了空跑一趟以外，到了阿姆斯特丹我們會沒什麼事可做。

　　正如布因斯馬教授答應的那樣，他在我們著陸時正在那裡等我。教授身材短小，衣冠楚楚，大約50多歲。他給我們的感覺我們是受歡迎的。但他沒有時間寒暄。從機場到海牙開車要一個小時，我們得抓緊趕路。在路上，他告訴我，我們的處境算不上特殊。他說，從傳統上看，歐洲人討厭前殖民地的人告訴他們該做什麼。

　　「但是探討埃波拉是否真的從機場入境比荷蘭政治重要得多。」他說。

　　一到海牙，教授就把我們引進一座舊的政府建築。電梯把我門送到七層，我不知道當時的感覺是緊張還是旅途勞頓，布因斯馬教授把我們護送到一個很小的屋於裡，中間兩張桌子幾乎占去了全部空間，早有幾個人圍坐在桌邊，我只認識國際衛生組織的吉姆·米很。但有一點很明顯，屋裡只有我一人有埃波拉病毒方面的直接經驗。我心裡十分清楚：我很緊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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