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級病毒(8)_學達書庫

八

　　§流行病學與土豆沙拉

　　杜克來信，我被錄取了！

　　接到錄取通知，離開學已不到十天。我馬上就要投入基礎醫學的研究了，而且這也將是全面的醫學研究。然而很快我就認識到我是被那些學科吸引得著迷了，而杜克醫學院並不開設那些學科。

　　入學的第二學年中間我找到小兒科權威教授薩姆·凱茨（Sam Kats）。

　　我告訴他說：「我在非洲有一定經驗，我有興趣在發展中國家工作。能不能請您給我一些指示和建議，在我選讀基礎醫學期間應選讀哪些學科可以用得上我的經驗?"

　　「你何不跟我的老朋友湯姆·韋勒（T0M Wel1er）學上一年呢？他在波士頓公共衛生學院（The Schoo1of Public Health），正在做你感興趣的那一類工作。」

　　我便飛往波士頓，拜訪托馬斯·韋勒博士。他很友好，如果還略微有點保留的活。雖然早已進入中年，他臉上仍帶著一點稚氣。他是哈佛公共衛生學院熱帶醫學系系主任，是享有國際聲譽的病毒學家，曾因分離出流行性脊髓灰質炎病毒而獲得諾貝爾獎金。雖然從來沒有在公共衛生學院收過一個單純學醫的學生，他還是願意給我一個機會。我毫不猶豫地轉到波士頓公共衛生學院三年級學習。

　　韋勒教授長期以來就很讚賞「疾病控制中心」在公共衛生和流行病學方面的專業化成就。事實上，我的五個同班同學已經在為該機構工作了。韋勒教授建議我也考慮參加這個「疾病控制中心」。我回到杜克繼續上高年級的課程。當快要開始做實習醫生時，我向「疾病控制中心」提出了申請。薩姆·凱茨已經培養了我對兒科醫學的興趣，於是我就到費城兒童醫院在C·埃弗裡特·庫普（Dr，C.Everett Koop）醫生指導下做小兒科實習醫士。

　　庫普醫生滿臉絡腮鬍子，儀錶堂堂，就像一位學識淵博的猶太教教士。他是個極好的老師、傑出的外科醫生，給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對待他的病人父母的方式。他的絕大多數外科病案是很小的兒童，其中許多孩子受著嚴重的痛苦，通常是先天帶來的缺陷。他有一種不可思議的本領能夠向病兒父母直接明瞭他說清病兒病情的性質。他讓病兒父母理解病情的危險性。他一方面從不過分樂觀，同時也盡可能現實地讓病兒父母抱有希望。他同他的病人的家屬建立的友好關係對我是很大啟發。

　　兒科比其他任何臨床學科更為重視預防和公共衛生。試想免疫法對兒童生命的重要性。我在兒科方面所受的訓練，遠非走了彎路，而是為自己今後參與公共衛生事業多推進了一步。1973年我完成了做兒科實習醫生的任務之後，下一步就開始了在「疾病控制中心」的生涯。

　　1973年7月，我來到「疾病控制中心」在亞特蘭大的總部，正好趕上為流行病情報所（EIS一Epidemic Intelligence Service）來的官員開辦課程。我替補即將離職的官員戴維·弗雷澤（David Fraser）。後者要回賓夕法尼亞大學（University ofPennsylvania）去完成傳染病學專業研究生的學習。我被指派在細菌疾病部特殊病原體分部（The SpecialPathogens Branch of the Division of Bacterial Diseases），並參加為流行病情報所的官員開設的課程學習。這一重要的先期學習預定時間一個月。但是我在這課程中學了還不到一星期。當我正在聽講時，特殊病原體分部主任羅傑·費爾德曼（R0ger Feldman）走來把我找出。他身材高大，說話帶著隆隆的嗓音，是個難以忽視的人物。他拍拍我肩膀，說：「我要派你去亞利桑那州的帕克爾（Parker）地方一個印第安人居留地。有報告說他們那裡發生了流行性咽炎。那可能是鏈球菌疾病，但我們還不能肯定。」

　　「我什麼時候走？」我問道，試著壓住內心的興奮：竟這麼快就有了去現場的機會，即使那不過是咽炎而已。

　　「你得今天下午就動身，」羅傑說。

　　那差不多已是早上十點鐘了。

　　每年總有一兩個學員從這班里拉出來接受這類委派，因為出現緊急情況，需要有一位調查人員——任何調查人員——立即趕赴現場。如果你還沒有經驗的話，可以在現場學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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