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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九


  急救大夫經過簡短的檢查,診斷為動脈瘤引起胃動脈破裂。將軍不省人事,他的面容在幾分鐘內變得蒼白,雙手也同時發白。據大夫說,將軍沒有痛苦,而且也不知道自己要死。

  被尼克松認為「在世界第一夫人中排位很靠前」的伊馮娜·戴高樂夫人英勇地面對了這慘變。她一刻也沒有失去理智,她強抑悲痛,立即著手處理那些她應該獨自處理的問題,因為她的兒女沒一個在身邊。她要神父打電話向巴黎宣佈將軍之死,並通知菲利普·戴高樂。神父對巴黎的布瓦西厄將軍僅說了半句「你的岳父剛剛離開我們……」就泣不成聲了。

  蓬皮杜總統于次日早晨8點半得悉噩耗。中午,他向全法國人民做了如下廣播講話:

  男女同胞們:

  戴高樂將軍逝世了。法國失去了親人。1940年,戴高樂將軍拯救了我們的榮譽。1944年,他領導我們走向解放和勝利。1958年,他把我們從內戰的威脅中救了出來。他使今天的法國有了自己的制度、獨立和國際地位。

  值此舉國哀悼之際,讓我們當著悲痛的戴高樂夫人和她的兒孫之面向他鞠躬致敬。

  讓我們估量一下感激之情加在我們身上的責任。讓我們向法國保證,我們決不辜負我們所得到的教誨。願戴高樂將軍永遠活在全國人民的心中。

  11月10日,愛麗舍宮發佈了將軍的遺囑。這遺囑寫於1952年1月,16日戴高樂將軍把他密封在一個信封裡親手交給了蓬皮杜,規定要在他去世後才許啟封。現在是該啟封的時候了。遺囑寫道:

  我希望在科龍貝教堂舉行我的葬禮。如果我死於別處,我的遺體務必運回家鄉,不必舉行任何公祭。

  我的墳墓必須是我女兒安娜安葬的地方,日後我的夫人也要安息在那裡。墓碑上只寫:夏爾·戴高樂(1890—)。

  葬禮要由我的兒子,女兒和兒媳在私人助手們的幫助下安排,儀式必須極其簡單。

  我不希望舉行國葬。不要總統、部長、議會代表團和公共團體代表參加。只有武裝部隊可以以武裝部隊的身份正式參加,但參加的人數不必很多。不要樂隊吹奏,也不要軍號。

  不要在教堂或其他地方發表演講。國會裡不要致悼詞。舉行葬禮時,除我的家庭成員、我的解放功勳團戰友和科龍貝市議會成員以外,不要留別的位子。法國的男女同胞如果願意的話,可以陪送我的遺體到達它的最後安息之地,以給我的身後遺名增光。但我希望要靜默地把我的遺體送到墓地。

  我聲明,我事先拒絕接受給予我的任何稱號、晉升、榮譽、表彰和勳章 ,不論是法國的還是外國的。授予我上述任何一項,將違背我的最後願望。

  這個18年前的遺囑被不折不扣地執行了。1970年11月12日舉行他的葬禮這天,法國本土和海外屬地普遍規定為國喪日。各部部長和國會議員都未參加。只有幾個曾任過部長、抗戰時期戴高樂的戰友參加了村教堂的葬禮和當地教堂墓地舉行的入土儀式。同時,法國4萬名男男女女,從法國各地自行來到科龍貝,為他們的將軍做最後的送別。

  也有盛大的儀典,但是只在巴黎。11月12日上午,在科龍貝舉行葬禮之前,巴黎大主教紅衣主教馬爾蒂在巴黎聖母院為戴高樂將軍舉行隆重的安靈彌撒,來自世界各地的63位現任和前國家元首及政府領導人默默地走過260英尺長的聖母院大教堂的正廊,向這位世紀的巨人沉痛地表示他們的敬意。幾十萬巴黎人冒著傾盆冷雨,默默地向愛麗舍宮行進,在凱旋門,在26年前他們的救星曾站立過的地方,肅立致哀!

  第二天,巴黎市議會把凱旋門所在的星形廣場改名為夏爾·戴高樂廣場。

  這既不是表彰,也不是授勳,只是一種紀念,是一種最接近於所想像得出來的、向拒絕任何榮耀的領袖授予「榮譽」的辦法。它無聲地記述了人們對這位將軍的評價:

  無畏、尊嚴、愛國、頑強、獨立、堅定。他的戰友和他的敵人都認為:

  他是一位歷史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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