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高樂(44)_學達書庫

四四

　　正是這個「預感到」的「美妙前景」，支撐這位年過花甲的巨人，既不像丘吉爾那樣口授，也不像專業作家們那樣使用打字機，而是用他那巨大的手捏著自來水筆，用黑墨水一筆一畫地往下寫。他在他科龍貝教堂村那座18世紀的建築物上增建了一個小閣樓；在那可以從三面眺望景色的小閣樓裡，他用難以辨認的潦草字跡，寫滿了一張又一張稿紙。在經過無數次的刪改和變動之後，這些稿紙變成更加難認的文稿。有兩個人協助他寫作：外交部的勒內·蒂博幫助挑選和搜集有關文件的原文，以印證他所敘述的事件；他的女兒伊麗莎白做打字工作，只有她才能非常熟練地辨認她父親那難以看懂的字跡。

　　在寫作之餘，他或是在小花園裡徘徊，或是如饑似渴地閱讀。房屋周圍，有3英畝園地，他的妻子伊馮娜帶領一個園丁，把這裡變成了一塊聖地。聖地的中心，是個大花壇，上面用花草拼成了一個洛林十字式樣。戴高樂自稱，他在這裡徘徊過15000次！而讀書的興趣，卻使人感到他是要把被戰爭耽誤了的時間補回來。他再次讀完了柏格森的著作和他敬佩的夏多布裡昂的作品，重讀了聖西門、佩居伊、埃皮克特蒂斯、巴雷斯和拉羅什·富科的作品。

　　俾斯麥的作品使他著了迷，所有法國作家論戰爭和政治藝術的作品也把他吸引住了。但他也沒有忽視薩特和自己的追隨者馬爾羅和莫裡亞卡等人的作品。他一口氣讀完了海明威的《老人與海》，並且自然而然地把自己比作那位老人。令人吃驚的是，他甚至還讀了園藝手冊、氣體力學、控制論以及製造馬鞍的教科書！

　　這樣超負荷的閱讀和寫作，使他的視力衰退很快。為了能恢複點視力，他這位吸煙成癖的人說戒就戒了煙，可惜對視力幫助並不大。由於要考慮自己的「形象」，在公眾場合他儘量不戴眼鏡。

　　寫作一開始，將軍便和夫人伊馮娜商量，將回憶錄所得稿費的大部分用作為殘疾兒童所設置的慈善信託基金與其他選定的慈善事業費用。這筆信託基金即「安娜·戴高樂基金」，是1946年戴高樂辭職回到科龍貝教堂村後著手設置的，並在同年內建立、開放了殘疾兒童保育院。院址是附近一座占地15公頃的樹林地帶的城堡，由聖雅居的修女們自告奮勇充當保育人員。雖然兩年後安娜不幸死於肺炎，但保育院卻一直繼續向殘疾兒童開放。

　　建這座保育院幾乎使戴高樂傾家蕩產！他的全部收入即那筆準將的養老金，開銷了家庭的必要費用之外，連來客都只能以白開水款待了。到1951年，戴高樂已到了不得不將房產抵押出去的地步，是喬治·蓬皮杜幫助他擺脫了困境。

　　喬治·蓬皮杜是後來戴高樂親自選定的第五共和國的總理，將軍之後的法國總統。他是著名的法國師範大學畢業生，1944年進入將軍的臨時政府秘書處工作；將軍辭職後，他便成了將軍的得力助手，領導了將軍的私人秘書處，並充當了他的財政事務代理人。在社會上，他的公開職務是羅特希爾特銀行總經理。他利用職權之便為將軍弄了筆貸款，使將軍安然度過經濟難關，安下心來寫他的回憶錄。

　　這時，有好幾家出版商在競爭出版戴高樂回憶錄。戴高樂選中了出版過福煦、霞飛、普安加雷、克萊蒙梭、勞合、喬治和丘吉爾著作的有名的普隆出版社。戴高樂也切望分享與那些世界級偉人同列的聲譽。

　　1953年秋，蓬皮杜開始進行出版談判。這時第一卷已快完稿。伊馮娜勸將軍改變死後才出書的打算，趁在世時出版全部著作，掙回稿費以敷家用。

　　1954年4月22日，戴高樂夫婦請普隆出版社的業務經理和文學部主任夫婦共進午餐，以慶賀出版合同簽訂。

　　寫作《戰爭回憶錄》耗時六年。這部近150萬字的宏篇巨制是將軍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也是將軍最後成為成熟的政治策略家的催化劑。第一卷《召喚》，出版於1954年10月，第二卷《團結》出版於1956年5月；第三卷《拯救》，出版於1959年9月。時間跨度從1940年寫到1946年，每卷2年。在對「六一八」以來一系列重大歷史事件的敘述中，由於事過境遷，使他能站在比較客觀比較冷靜的立場來重新檢討自己的行為，並且能以檢查當時可能採用的別的方案的價值來重新估價自己的行動。

　　對於將軍來說，這是難能可貴的，也是絕對必要的！因為他並沒有把辭職看作是卸掉了為法蘭西應負的責任。在回憶錄中，開頭第一句他就寫道：

　　「我對法國一向有一種看法……法國如果不偉大，就不成其為法國。」他闡述了他的旗幟為什麼是洛林十字旗，因為幾個世紀以前的聖女貞德，就在這面旗幟下重新集合了法國人拯救了法國。而第三共和國投降後「要由我來承擔起法國的重擔」了。從這個意義上說，從政就不能再一意孤行，而必須講究策略，「因為我代表著正統」。

　　這種變化在1958年他當上總理後就很容易發現了。當時他要求議會給他處理國家危機的特權。如果按1946年時的性情，他會直截了當地要求授權，並以辭職相威脅：「要麼聽我的，要麼我不幹！」而這時，他則聰明地利用休息時間和議員們套近乎聊天，並恭維他們：「我想要你們都知道，今晚有機會和你們一起在這裡聚會，我是感到多麼榮幸和高興。」聽了這話，那些試圖竭力阻止他重新掌權的議員們都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了！過去，將軍是多麼藐視甚至敵視他們啊！他們鼓掌喝彩，贊成給將軍想要的權力，阻力都變化為動力了。

　　所以，這套回憶錄一出版，便立即成了暢銷書。到1963年12月底止，不算外文版，每一卷都印行了插圖本3萬冊。第一卷印行普通本22.8萬冊，平裝本27.3萬冊；第二卷各印16.9萬冊和22.5萬冊，第三卷則是18.6萬冊和22.5萬冊。這對於任何一位作家或政治家，都是些值得大慶特慶的數字！這麼大的數字所帶來的稿費，不僅使將軍償還了貸款，充實了「安娜·戴高樂基金」委員會的錢櫃，而且使法國紅十字會和其他各種慈善事業以及科龍貝教堂、教區，都得到了將軍慷慨的捐贈。

　　將軍儘管能從寫作和妻女的關切中獲得慰藉，但是，長期的退隱生活使他的憂鬱之情有增無減。第四共和國歷屆政府所頻繁遇上的危機，每次都證實他對這種制度的抨擊基本上是正確的，但它每次都又緩過氣來，儘管是奄奄一息，就是不肯斷氣，徒增將軍的意外和失望。

　　在埋頭寫作的六年中，將軍保持每星期三、四到巴黎去的習慣，以會見一些訪客。久而久之，來訪的知名人士越來越少了。到1957年底，夏爾·戴高樂事實上已成為了一個被人忘卻的人。人們只是把他作為歷史上一個傳奇人物記在心裡，作為一個當代作家稱道幾句；除了極少數人之外，再沒有人認真地把他看作是可以拯救法國的人了。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