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高樂(42)_學達書庫

四二

　　第三章　第五共和國

　　1.「我隨時都準備執政」

　　雖然戴高樂不聲不響，也不攻擊任何人就離卻了他的職務，但政客們的心理負擔並不因此而有所解脫。因為戴高樂離開盔甲大廳之後，國務部長普利文曾以痛苦不安的語調譴責道：「這就是你們各黨派搞出來的結果！」政客們擔心戴高樂會通過電臺廣播激起全國人民對各政黨的憤慨。從倫敦匆匆趕回的國務部長樊尚·奧裡約寫信對戴高樂說：「如果你有這個意圖，這將會使國家分裂，使民主的敵人得利和稱心。」

　　後來的事實證明這一切擔心都是多餘的。沒有憤慨，沒有譴責，更沒有分裂。法國人對這位恢復了他們榮譽的將軍的下臺連「為什麼」都沒過問一聲。其實戴高樂內心深處，還是希望民眾能有所表示的。

　　等了幾天，一切正常。在議會裡，曾被戴高樂破壞了的搶座位的迷人遊戲又時興起來。政客們皆大歡喜，現在他們終於可以告訴人們第四共和國和第三共和國是多麼相似了。正如喬治·皮杜爾所說的那樣：一個偉大的人不受歡迎，幾個庸才倒很得意。

　　這幾個庸才成了遊戲者，遊戲的內容就是共產黨、基督教民主人民共和黨和社會黨這三個支配議會的政黨作出各種不同的席位排列。1946年1月24日，戴高樂辭職才四天，三個政黨的代表便簽訂協議定下了遊戲規則。政客們互許諾言，今後不再熱衷於進行攻擊性的侮辱性的爭論了，保證要「在政府、議會、報刊和全國」發揚「忠誠團結的精神，來對待共同通過的決議」。

　　但不管玩什麼樣的遊戲，有戴高樂在旁邊注視著，政客們心裡就感到緊張；特別是他拒絕了好意給他的一切榮譽，堅持只接受一個退休準將的養老金，更使人不安。他離職三個月後，新任總理指示國防部長草擬一項法令，把戴高樂的軍銜提到國家所能授予的最高一級。戴高樂知道後，立即寫信謝絕。他說：

　　自從1940年6月18日我打破常規走上一條相當獨特的道路以來，事態已以如此規模發展到如此程度，以致人們很難對一個史無前例的地位做出合法規定。況且，在5年7個月零3天的英勇鬥爭歲月中，顯然沒有人曾想到需要作出任何改變。今天想要採取一項行政措施加以解決，會令人感到奇怪，甚至可笑。正確的辦法是維持現狀，如有困難，到時候死神會來解決的。

　　本著同樣的精神，戴高樂把杜魯門總統贈送給他的私人禮物——一架DC4型飛機交給了空軍，並把自己的一輛美國大型轎車也賣掉了。他帶著妻子伊馮娜和先天患病的女兒安娜，住到遠離巴黎的科龍貝教堂村自己的一座舊房舍裡，開始過起與世無爭的鄉村生活。

　　這種生活對於戴高樂，與其說是生活，還不如說是一種折磨。在他的思維中，已經不自覺地形成了一種「我就是法蘭西、法蘭西是我的」的定勢，同時還有一種「只有我才是全心全意為了法蘭西，只有我才能治理好法蘭西」的強烈自許意識。這些意識促使他在近六年戰鬥生涯的內政外交上，不管是對米塞利埃、吉羅，還是對丘吉爾、羅斯福，都毫不顧忌自身的虛弱，表現出一種護雛的老母雞式的悲壯情懷，寸步不讓地回擊了他們的每一次冒犯。

　　而今天，應該說自身的力量比當年是已非昔日吳下阿蒙了，卻不得不把可愛的法蘭西拱手讓給一夥庸才去折騰！這叫他如何甘願？他平靜地辭職，是因為他確信：政客們的作為是不符合法蘭西的利益的，第四共和國絕對會垮臺，人民將大聲疾呼他回來。

　　但是，回報他的，卻是遺忘、冷漠，這叫他何堪忍受？既然法國人民再次被慵懶軟弱易變的民族劣根性淹沒，就不得不再來一次「六一八」式的拯救了。

　　6月16日，戴高樂經過深思熟慮，瞄準不久前剛在投票表決中失敗的新政府和它的憲法草案開了辭職以來的第一炮。他在法國第一個獲得解放的城市貝葉發表演說，當時人們正為他于諾曼底登陸時訪問這座城市兩周年舉行慶祝活動，這次「貝葉講話」極為重要；儘管它沒有攻擊任何個人和任何政黨，但它再次以事實譴責了政黨制度，並且精確地預示了12年後頒佈的第五共和國憲法。

　　接下來的一段時間，他不斷利用各種集會和新聞媒介，對第四共和國的憲法、對多黨政治發動攻擊。同時，他有時竟以一個普通公民的身份干預政府的人事安排或其他重大慶典活動。1947年1月，暫任總理的萊昂·勃魯姆要委派勒克萊爾將軍去印度支那擔任總司令，勒克萊爾說，他在答覆之前，得跟戴高樂將軍商量一下。戴高樂不同意他去，他便拒絕了勃魯姆。過幾天勃魯姆下臺，繼任總理保羅·拉馬迪埃重提原議；同時，剛擔任總統不久的樊尚·奧裡約也規勸勒克萊爾接受任命。勒克萊爾有點心動了，但戴高樂仍反對他去，他雖然發了點脾氣，最後還是拒絕了政府的委任。

　　3月30日，戴高樂在諾曼底的布倫埃瓦峭壁上發表了一次演講，暗示了他的一些想法。他說：「總有一天，法國廣大民眾將團結在法蘭西周圍，摒棄無聊的把戲，改革不合適的結構，而這些東西正在使民族陷入歧途，國家趨於衰敗。」同一段時間，因比利時攝政王訪問巴黎，戴高樂似乎蓄意要侮辱第四共和國總統，竟拒絕了總統約他共進午餐的邀請。

　　這使第四共和國的政治家們感到很惱火，拉馬迪埃總理就曾十分反感地大聲說：「誰也不是至高無上的救世主，誰也稱不上凱撒大帝！」

　　當然這話他不敢當戴高樂將軍的面說，反過來他還只能小心地去求他。4月1日午夜，拉馬迪埃在拉布瓦瑟裡約戴高樂會晤。他告訴將軍，任何人都沒有，也不會忘記國家對他的感謝。但是，再也不能無視解放者戴高樂與政治家戴高樂兩者之間的區別了。他彬彬有禮甚至是頗為誠摯地請求戴高樂將軍協助第四共和國。

　　但戴高樂卻開誠佈公地表示他不會「協助」。他說：

　　目前的憲法不能保證法國的偉大，而使法國偉大則是我心上的惟一目標和我生命中最崇高的目的。黨派政體是有害的。它妨礙執行偉大的對外政策，正如它危害國內的和平與穩定一樣。

　　你責備我不該成為一個政治領袖。不錯，我的確是一個政治領袖。總理先生，抗戰運動不僅是一種民族運動，也是一種政治運動。我在履行我的職責，僅此而已。

　　我將繼續擔當民族的引路人。因此，如果我再發表演說，如果我在對祖國前途有影響的問題上採取過什麼立場，請不必感到驚奇，請不要指望我會放棄這種立場。

　　恢復共和國的是我。你們以為我現在要推翻這個共和國嗎？

　　這種責備是荒唐的。我只為法國服務。我永遠只為法國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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