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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九


  正在這尷尬時刻,莫斯科出人意料地打出了一張牌:正式邀請戴高樂訪蘇。這使戴高樂看到了一線聯俄與英美抗衡、為恢復大國地位創造條件的希望。他分析到:蘇聯出於自身利益,願意看到法國重返國際舞臺以便在西歐起到某種平衡作用;同時,在防止德國人東山再起問題上,蘇聯和法國也存在著共同點。於是,他高興地接受了這一邀請。

  1944年11月24日,戴高樂在皮杜爾、萊安和帕萊夫斯基將軍陪同下,由蘇聯大使鮑戈莫洛夫當嚮導,取道開羅、德黑蘭、巴庫和斯大林格勒,於12月2日抵達莫斯科,當晚便與斯大林元帥舉行了首次會談。在接下來的八天逗留期間,兩位抗德領袖又進行了多次會晤,終於簽訂了20年的法蘇互助同盟條約。臨別之時,斯大林元帥熱情洋溢地對戴高樂說:「您儘管相信我!假使您,假如法國需要我們的話,即使僅剩最後一口湯,我們也要分著喝。」

  這個條約當然大大提高了法國的國際地位。但戴高樂並沒有得到斯大林所承諾的支持。1945年2月3日,羅斯福、丘吉爾、斯大林三巨頭在雅爾塔聚首時,斯大林竟堅決反對讓法國在德國獲得一個佔領區並在盟國管制委員會中獲得一個席位;羅斯福當然支持他。

  這個消息把戴高樂氣壞了。2月5日,戴高樂通過廣播,公開對他們發出警告:「法國對於自己沒有同其他國家以同等權利參加討論和表示同意的事情,當然不受任何約束……我們確信能夠實現這些條件中的某些項目,因為在與我們關係最密切的地方的周圍,有上億人口緊密地團結在法國的旗幟下。」

  這個警告的分量,大家都心裡有數,因為戴高樂是個言必行、行必果的人;而英國,不論出於感情還是自身利益,都必須支持法國恢復她大國的地位。美國也出於與蘇聯抗衡的需要,不得不正視現實。最後,雅爾塔會議終於確定,法國還是參加對德國的佔領,並成為管制德國的第四個成員國、聯合國大會的五個發起國之一。

  光復巴黎僅半年就取得了這一系列重大成就,無疑地更增添了戴高樂的威望,也更使他得到了大多數人的擁護。但這時,法國政界上層中卻出現了一股逆流。令戴高樂哭笑不得的是,儘管他自己每次出席會議,都受到了隆重的禮遇;發表講演時,掌聲會經久不息。但另一方面,他的政策和計劃卻經常遭到抨擊。雖然他本人免於非難,但他的部長們卻不能倖免。國務部長萊爾·讓納內、財政部長弗朗索瓦·德芒東、情報部長皮埃爾—亨利·泰讓、司法部長亨利·弗雷內,在諮詢議會裡都一一受到激烈的攻擊,甚至遭到謾駡!戴高樂敏銳地認識到,這種情緒源于議員們對失去1940年前的至高無上的權力,僅成為純粹的諮詢角色的不滿。他決定對這種不滿寸步不讓!3月19日,一個由各個政治團體組成的代表團謁見戴高樂,要求他今後作出任何決定均不得違背諮詢議會所陳述的觀點。戴高樂以高傲的神情答覆說:「只有人民才擁有最高權力。在人民能夠表達自己的意志之前,我有責任去領導他們。」

  代表們爭辯說,他們是代表抗戰運動的。因此,在合法政權產生之前,他們有資格表達人民的意志。

  對此,戴高樂耐心地,然而是義正辭嚴凜不可犯地答覆道:

  你們受抗戰運動各組織和黨派的委託,當然有權發表你們的意見。正是這個緣故,我才設立了諮詢議會並指定你們為它的成員。你們向政府提問題,政府向你們作解釋;你們並向政府提出建議,通過這些活動來參與政府工作。但是,我不同意超過這個範圍。另外,請你們考慮,法國抗戰運動大於各團體,而法國又大於抗戰運動。所以我是以整個法國的名義來履行我的使命的,而不是以一個派別的名義,不論這個派別多麼重要。在下屆大選之前,我要對國家的命運負責,我也只對國家負責。

  但這時,他已經隱隱約約地預感到,這夥人內心並不認為,只有他戴高樂才能「對國家負責」了。

  19.「我必須告退」

  法國一位古代哲人曾說過這麼一句格言:對偉大人物忘恩負義,是強大民族的特點。

  歐洲一些較為強大一點的民族,都曾以他們的行為證實過這句格言。1945年7月25日,處理戰後事宜的波茨坦會議還沒結束,英國人突然拋棄了他們的戰時首相、著名的反法西斯鬥士丘吉爾,讓全世界為之震驚;而法國人,也正打算這樣做。5月20日,前總理萊昂·勃魯姆在演說中公開宣佈:「誰也無權要求執政,但我們自己卻有權不對任何人感恩戴德。」

  這裡的「任何人」顯然包括戴高樂,而需要「感恩戴德」的,無非是指他艱苦抗戰五年挽救了法國。這真是一種比較奇怪的邏輯,按我們東方民族的口語翻譯,就是「誰叫你救國的?」而表現在當對法蘭西的現實生活中,則是戴高樂率領他的政府在竭盡全力對付光復之初國家面臨的各種困難,而那些仗著光復而復活的政黨,政治派別和政治家們,則肆意利用這些困難謀取自己的私利。

  1945年5月歐戰結束,6月份,250萬戰俘歸國。要使這250萬人得到安置,已經給本來財政就很困難的戴高樂政府帶來了巨大的壓力,而一些別有用心的政黨卻趁機控制了「全國戰俘運動」這個組織,利用它來組織抗議遊行,發起反對司法部長的謾駡攻勢。一些歸國戰俘舉著「絞死弗雷內!」的標語牌,吵吵嚷嚷地到醫院和收容站前面遊行示威,製造種種騷亂。

  對這種騷亂,戴高樂自有他軍人的方式來對付。他把「運動」的領導人召到辦公室,向他們發出最後通牒:「正在發生的事情是不能容忍的。我堅決要求,這類活動必須停止。我要你們對此負責。」

  那些人搪塞道:「戰俘們爆發出來的這種憤怒情緒是理所當然的,我們無力制止這種行動。」

  戴高樂斬釘截鐵地宣佈:「公共秩序必須維持。要是你們管不了自己的人,那麼你們就必須立即書面告訴我,並宣佈辭職。要是你們真的是他們的頭頭,那麼你們得給我一個確切的保證,今天就停止一切騷亂。在你們離開之前,或者給我辭職書、或者給我保證,否則就把你們拘留在接待室裡。限你們3分鐘內作出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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