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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六


  在得到敵情變化的情報後,戴高樂與坎寧安上將商量:決定繼續執行這個代號為「威懾」的達喀爾計劃。但當他們兩天后到達目的地,又碰上了一樁倒黴透頂的事:一場濃霧!要想取得丘吉爾所設想的那種戲劇性的威懾效果,就必須有極好的能見度,這樣對方就有可能被英法艦隊「強大」的陣勢嚇倒。可是,天公不作美,這場當地罕見的濃霧,使得人們什麼也看不見。

  戴高樂派出的使者遭到炮擊,兩人重傷;英國炮艦與海岸炮臺交火一陣之後,英國一艘戰列艦,兩艘驅逐艦受到重創。聯合艦隊只得改變戰術,想讓戴高樂在達喀爾附近的小港律菲斯克登陸,不料又遭到了岸上強烈的抵抗。此時,戴高樂和坎甯安都痛苦地意識到:不得不忍痛放棄「威懾」計劃。

  這次失敗給自由法國運動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損害!它嚴重影響了戴高樂的聲譽,使西非和北非早日站到自由法國一方的希望破滅,許多法國人因此而不願相信、投奔戴高樂,而且使更多的敵視他的事業的人幸災樂禍。在英國,它使許多人認為自由法蘭西人不值得信任,陸軍部和海軍部許多人都以此為由在日後制訂行動計劃時將自由法國人士排除在外。更具破壞性的是在美國引起的反響:羅斯福總統在行動開始前表現了極大的熱情;但行動失利卻給他留下了永難磨滅的印象,由此,他心安理得地對戴高樂評價不高,始終把他作為一個經驗不足、辦事魯莽的低級將官、英國的傀儡,理所當然而且頗為堅決地把他排斥於盟軍行動之外。

  這次失利也給了戴高樂本人一個巨大的打擊,他感到「就像發生了一場地震,住房倒坍,瓦塊劈里啪啦地砸在頭上」。但他那百折不撓的天性馬上使他振作起來。他說:只有接受失敗的人才會失敗!我不能、也沒有權力接受失敗!輸了這一次,我還可以打下一次。

  同時,他的盟友和支持者們也紛紛在這關鍵時刻向他伸出了理解、支持的手。丘吉爾先生在英國下院大聲疾呼:他比任何時候都更加信賴戴高樂這位堅忍不拔、臨危不懼的將軍。德拉米納上校和勒克萊爾少校則給他發來了熱情洋溢的電報,重申他們的忠誠。而他的老朋友,印度支那總督卡魯特上將,也即專程趕來和他會面,當眾忠誠表示「接受您本人的領導」。10月8日,當戴高樂來到杜阿拉時,勒克萊爾還舉行了盛大的歡迎儀式,表達了對自由法國的巨大熱忱。

  這一切,使戴高樂萬分感動,也使他為國盡忠的信心更加堅定。他暗下決心:一定要「無愧於不屈不撓的法蘭西的象徵!」

  6.「為了保衛法國行使我的職權」

  10月24日,偏安於維希的所謂「國家元首」、政府總理老貝當不顧國民的譴責,跑到蒙都瓦去會見了希特勒,表明他的政府準備積極與法西斯德國勾結了。這使戴高樂無比憤恨。他萬分痛心地感到:當前僅僅譴責維希政府,拒絕承認它的合法性已經遠遠不夠了。法蘭西民族利益急需一個堅強的保護人。他本人,戴高樂將軍,必須擔負起這個保護人的重任,「自由法國」再不能僅僅是一個運動,而必須在已經解放的領土上行使一個主權政府的職責。

  他立即著手準備。

  1940年10月27日,戴高樂在法屬赤道非洲的首都——也是當時抵抗侵略的首都——布拉柴維爾,向全世界莊嚴地宣告:

  必須有一個新的政權負起指揮法國作戰的重任。時勢把這個神聖的職責交給了我;我一定不辜負它。

  我要以法國的名義,而且只是為了保衛法國行使我的職權。

  為了協助我進行工作,我從即日起,組織一個法蘭西帝國防務委員會,這個委員會代表著這個正在為生存而鬥爭的國家和帝國!

  與此同時,戴高樂頒佈了兩項法令。第一項法令宣佈成立國防委員會,行使政府職權。第二項法令,宣佈任命卡特魯上將、米塞利埃海軍中將、德拉米納將軍、埃布埃總督、索托總督、軍醫西塞將軍、卡森教授、達爾讓利厄神父和勒克萊爾少校為國防委員會委員,戴高樂為國防委員會主席。

  為了讓全體法國人認識到布拉柴維爾宣言和同時發表的兩項法令的重要意義,戴高樂接著又於11月6日鄭重發表了一個「組織宣言」,宣佈他掌權的目的是為了解放整個國家,同時根據1884年的憲法譴責維希炮製的所謂「法蘭西國家」完全是違法的。

  這樣,經過一番艱苦卓絕的努力,戴高樂在非洲從無到有地建立起了一個遼闊的作戰基地和一個精幹的行政機構。這是些實實在在的成就。它表明,一個以戴高樂為當然領袖的自由法國人的國家已建立起來了。而且,這也使戴高樂終於進入了歷史為他安排好了的角色,即政治家和國務活動家的角色。這個角色要求:

  從此,他的所思所想,一言一行,都必須「以法國的名義」勇敢地面對各方面的挑戰,而決不能像單純的軍事家那樣,時刻顧忌自己實力、地位的虛弱。

  這個事業的崇高而悲壯的色彩首先表現在中東危機上。中東的地位在當時異常重要,重要在蘇伊士運河是控制整個非洲的關鍵。這個地方一失,小亞細亞和埃及就向德意軸心國敞開了大門,而保住了這個地方,則總有一天能從東方進入突尼斯、意大利和法國南部。這就意味著一切都要求他們必須堅持作戰。戴高樂十分明白,從的黎波裡到巴格達,中間包括開羅、耶路撒冷、大馬士革等地,再從亞歷山大港到內羅畢,中間包括吉達、喀士穆和吉布提等地,其中的政治、種族和宗教上的情緒與野心,由於戰爭的刺激而更其尖銳化。而法國,她在這裡的地位已被無可挽回地削弱了(敘利亞和黎巴嫩這兩塊法國過去的殖民地已在名義上獨立,國聯僅授予法國「委託統治權」);英國出於戰爭的目的,自然想取代法國建立起「領導權」;而德國,更看到了此地戰略地位的重要性,也在躍躍欲試。戴高樂認為,在這個關鍵的時刻,如果法國示弱,那麼今後她就再別指望能保住自己的地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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