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爾文(42)_學達書庫

四二

　　看來，達爾文的朋友們勸他不要再寫新的概要，而只是同華萊士的論文一起，向林奈學會提出能證明自己優先權那一必要的最低限度的概要。這就是，第一，《1844年概要》中的「自然選擇」這一章；第二，1857年9月5日達爾文致愛沙·葛雷的那封信。

　　所有三個文件（達爾文從《1844年概要》中摘錄的關於自然選擇的筆記片斷，上面提到的達爾文給愛沙·葛雷的信和華萊士的《論變種的傾向》），出乎達爾文的朋友們的意料之外，比他們所估計的可以提交林奈學會的時間要早得多：1858年7月1日，召開了協會會員全會緊急會議，選舉協會副主席以接替逝世的植物學家羅伯特·布朗。6月29日，達爾文派人把全部材料送給胡克，第二天，賴爾和胡克把材料連同他們的一封信一起交給了書記賓尼。

　　這封信最確切、最接近實際地講述了華萊士事件的整個經過。讓我們引證信中幾段最重要的文字吧。「這兩位先生（達爾文和華萊士）在互相獨立和彼此不知道（著作）的情況下，創立了同樣的一個非常巧妙的學說，它可以解釋我們大陸上的變種和物種的出現與保存，他倆都有權被人認為是在這個重要的方面有獨創見解的思想家，但是，因為他倆沒有一個人在刊物上發表自己的觀點，雖然我們在許多年內不止一次地促使達爾文先生這樣做，因為兩個作者現在都把他們的作品交給我們全權處理，那麼我們認為，要是我們把他們的著作摘要提交林奈學會的話，我們就算為了科學的利益效了最大的勞。」

　　達爾文和華萊士都沒有出席7月1日召開的林奈學會會議。他們的論文是由學會書記按照慣例宣讀的。賴爾和胡克出席了會議，他們強調指出報告中提出的問題的重大意義。胡克回憶道：「報告引起了強烈的興趣。不過這個題目過於新奇，對於舊學派是個不祥之兆，使得『舊學派』的人在沒有武裝以前不敢挑戰。」胡克繼續寫道，「會後很多人私下議論，在這次論戰中作為達爾文的代理人的賴爾，他表示贊同，還有我表示贊同（雖然程度不大），可能使與會會員們感到了敬畏，不然的話他們會猛烈地攻擊這種學說的。除此而外，我們對於作者和他們的論題都很接近，這也使我們站在有利的地位上」。多麼有趣的細節啊！在會議的議事日程上，列有學會會員之一、大植物學家邊沁的報告。在這個報告中，他本來要根據舊觀點證明，在分析不列顛的植物區系時，他具有一系列的觀察，這些觀察能證實物種的永恆性，並表明，偏離常規的和由於培植或者通過其他某些途徑形成的生物自然地返回到它最初的狀態。但是，邊沁聽了達爾文和華萊士的報告後，他對新觀點感到如此吃驚，以致他立即撤銷了自己的報告，決定重新審查他表示懷疑的那些觀點。

　　胡克在他的回憶裡提到的那個博物學家的「舊學派」是什麼意思呢？

　　索博利在他關於英美在這個時期內的情況饒有風趣的論文中說道：「可以十分清楚地想像到，絕大多數普通的大學『骨幹』，生物學家和其他專業的博物學家，直到達爾文的書發表以前，他們的思想趨向是什麼。

　　當時的科學在他們看來是十分牢固地建立在林奈和居維葉所確定的不可動搖的理論基礎上的。這種科學同宗教毫無矛盾。相反，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相當多的人員之中（我們主要指的是英國，當時那裡的很多博物學家都是牧師，都具有『聖』的稱號），官方的科學和教會都相互支持，好像是溶為一體的。」正因為如此，達爾文在朋友告訴他學會會議「進行得非常順利」時，他感到十分高興。對達爾文來說，極為重要的是：

　　「英國最偉大的地質學家和植物學家（即賴爾和胡克）」，向輿論界介紹了他的著作是十分重要的著作。此外，以素來批判拉馬克本人並反對拉馬克進化學說而聞名四方的賴爾發言表明，達爾文的思想和觀點是拉馬克無法相比的。

　　1858年7月1日林奈學會會議的全部記錄，賴爾和胡克給學會的信，以及達爾文和華萊士的整個報告，在8月份的學會雜誌上發表了。

　　達爾文感到不安的是，整個事件的發起者華萊士，將怎樣對待林奈學會上發生的一切，因為在英國發生的事情的消息傳到華萊士那裡去是很慢的，當然華萊士就不能干預此事以維護自己的利益。而在這種情況下，胡克前來幫助達爾文。他以自己的名義給華萊士寫了一封非常客氣而明確的信，說明他們怎樣安排，為什麼這樣安排把達爾文著作的片斷和信同華萊士的論文一起提交林奈學會。達爾文在胡克的信上還附上自己的幾句話，並把信寄給華萊士。使達爾文感到高興的是，正如他開玩笑說的那樣，自然選擇學說「像一劑瀉藥一樣對胡克的不可變化的腸子發生了作用」，也就是說，胡克在他的影響下，堅定地拋棄了「不可變性」和物種不變的信念，而轉向他這一邊。

　　就在11月，達爾文還收到哲學家赫伯特、斯賓塞的一卷《試驗》。

　　赫·斯賓塞像達爾文一樣，在《實驗》中轉載了《發展的假說》和《進步、進步的規律和原因》的論文，堅持生物的進化學說，並抨擊關於「創造」生物的一般概念。的確，他認為，生物只不過是能直接「適應周圍環境」，而重要的是，他引用了「一般的想法」來證明生物的進化。達爾文還把自己對物種的研究告訴斯賓塞，並指出，他與哲學家不同，他是作為博物學家而不是從一般觀點出發來研究對象的。

　　1859年1月，達爾文終於接到了華萊士對他和胡克合寫的信的答覆。而且覆信的口吻使他感到非常高興。看來，華萊士贊成達爾文的朋友們所採取的一切行動，他絲毫不追求優先權。在林奈學會這一歷史性會議之後，50年過去了，華萊士在把自己當時的行為同達爾文的行為作比較時說道：「也像達爾文一樣，我突然明確地產生了一種想法：我一連幾小時把它透徹地想了，並把它迅速地寫出來，把它的各種運用和發展寫成一個簡短的東西，我當時怎樣想到這一點的，然後用幾頁信紙加以謄清寄給了達爾文，——所有這些都是在一個星期內做的。我當時是『一個性急的年輕人』，他是一個勤奮的和有耐心的學者，他一直在尋求他所發現的真理的全面證明，而不是急於獲得個人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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