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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四


  1933年杜邦公司在歐洲的代銷商泰勒上校向拉蒙報告說,有些商人通過荷蘭向德國進行軍火走私,並說走私軍火的項目很廣泛,包括湯姆森衝鋒槍和左輪手槍。拉蒙聽說後,很感興趣。一個月後杜邦公司也直接冒險幹起向德國走私軍火的勾當。杜邦公司一直沒有直接向德國銷售火藥的機會,原因是受到它的卡特爾合夥者英國帝國化學公司的抵制,進行軍火走私也算是一種補償吧。此後,杜邦公司生產的火藥通過荷蘭河水上通道源源不斷地銷往德國。

  杜邦公司,當然還有其他公司,向德國做軍火買賣是得到美國政府默許的,政府對大企業主、大商家的一切行為只是睜隻眼閉隻眼,「假裝看不見」,凡爾賽條約也好,美德條約也好,都是次要的,美國的經濟復蘇則是首位的,何況政府並未公開宣傳、鼓勵呢。

  拉蒙為希特勒的勝利上臺和瘋狂擴軍備戰所鼓舞,夢想像第一次世界大戰那樣撈到更大的好處,發更大的財,因此更不管什麼條約不條約,不怕再戴「死亡販子」之類的帽子,既然政府是那麼個態度,到時候杜邦家族是不乏辯解之詞的。這樣,他們就越來越放肆,過去,杜邦公司只是以出口貿易的形式同德國的企業家打交道,和德國軍方並無多少接觸。隨後,他們竟想直接和德國軍方接觸,以期獲得大量訂貨。

  1933年2月1日,杜邦公司外銷部主任老A.費利克斯.杜邦和副總理K.K.V.凱西一起秘密同希特勒的兩個特務容格·吉拉和韋斯塔普伯爵會見。

  韋斯塔普是德國總參謀部的一名代表,但吉拉不洩露他真正的身份。其實他就是彼得·布倫納,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德國派往美國的間諜。戰後,布倫納繼續幹他的密探工作,把他的才能出賣給13個不同的國家。

  吉拉的肮髒的經歷,費利克斯並不大在乎,在1933年2月1日,他與吉拉簽訂了一項合同,指名他為杜邦公司在「荷蘭王國的代理人以及在德國的惟一代理人,同兩國的購貨商商談出售軍用發射火藥和軍用炸藥事宜」。一年以後,參議院委員會認為泰勒上校報告的關於荷蘭是大部分走私軍火進入德國的根據地一事,是「極為值得注意的」,因為那時重新武裝的「德意志共和國」的新總理的是阿道夫·希特勒。德國總參謀部的韋斯塔普伯爵同杜邦公司的代表接觸,其目的是不言而喻的。

  但是,第二天拉蒙在杜邦公司執行委員會會議上提出此事時,有的委員指出此項合同違背了凡爾賽條約和美德條約。於是拉蒙廢除了這項合同,並命令費利克斯重新簽訂。3月15日,費利克斯同吉拉簽訂了另一項合同,其中用了「得到美國政府簽字和准許」條文。反正美國政府的政策是「假裝看不見」,即使「見」了,杜邦自有辦法做出辯解。

  總之,杜邦公司對德國的軍火生意可謂做到家了,其罪惡事實是不勝枚舉的。限於篇幅,只能挂一漏萬。

  拉蒙領導的杜邦公司,不僅限於為德國的武裝盡心出力,還為軸心國的意大利和日本的軍備表現出同樣的熱心。

  在歐洲,意大利的專制魔王墨索里尼的野心也急劇膨脹,窮兵黷武。他同希特勒一個鼻孔出氣,大肆擴充軍備。杜邦家族對意大利的行動早已看在眼裡,認為也是一個值得重視的市場,並及時地向意大利的化學公司投資一百多萬美元,還買了意大利賽璐珞公司的股票,達該公司股票總額的70%。

  在東方,日本帝國主義異軍崛起,與希特勒遙相呼應,其野心不亞於希特勒,它企圖首先控制佔領中國,然後北上進攻蘇聯、南下進攻英美。當時的美國總統胡佛對日本於1931年入侵中國東北,抱著同情態度,提出了不干涉政策,擔心對日戰爭造成東方局勢動盪,阻礙美國對外貿易。他在一次國會演說時說:「日本方面也有一些道理,我們與他們的友誼由來已久,根深蒂固,我們應該友好地考慮日本的處境。」他的話不只是對日本的同情,而且也是極大鼓舞。

  杜邦家族對胡佛的講話心領神會,就在那一年同日本簽訂了軍火進口協定。杜邦公司還向日本出售技術,以九十多萬美元的高價,將氨炸藥的配方賣給日本,這種廉價的軍火製作法使日本的軍火生產如虎添翼。當時美國國務卿史汀生對日本侵入中國東北進行譴責,而國務院卻背地裡對這筆買賣表示認可。

  杜邦公司的火藥的銷售幾乎是無所不到,無孔不入。他們在世界各地雇用代理商或派出商務代表,向世界上數十個國家出售硝化纖維素火藥和無煙火藥。

  為了打開銷售市場杜邦公司採取了行賄、送禮、回扣等手段。早在1925年,杜邦公司已經非法地向中國東北的瀋陽軍閥私運軍火,所付出的回扣十分巨大。1928年,杜邦公司與波蘭訂立了在12年中每年供應300噸火藥的長期合同,同樣是在付出賄賂之後才撈到手的。

  在中國關內,杜邦公司用類似的肮髒交易把火藥出售給蔣介石軍隊打內戰。杜邦公司總部在1929年9月23日打電話給泰勒:「N.S.貝茨建議我們只付出7.5%的傭金。普雷斯頓·威爾克染料公司,威明頓。」「中國上海杜邦染料公司辦事處,只預付出廠價值的5%,按以下比例分配:4%給南京的中國部隊。……」「傭金」分配方案是;「南京部隊得4%,一位荷蘭雇傭軍人德·弗雷門尼上校得1%」。「我們向貝茨建議,一定得按上述規定解決。」在上海他們也同樣行賄。上海的杜邦公司辦事處主任諾埃爾博士打電話說:「總之,在中國新年必須向各方面送禮,而我們所得的額外價格可以用於這個目的。」

  杜邦公司還向海外一些國家火藥公司、化學公司投資或購買股票,進而控制其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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