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乞丐到元首(31)

三一

　　§（9）

　　以理想為目標的萬德沃格爾的青年，曾把他們的崇高理想帶進戰壕；現在，作為「自由兵團」的士兵的他們，又把這些理想帶上了德國街頭。「這是一代新人，是突擊隊戰士，是中歐的精華」，他們的桂冠詩人恩斯特·容格寫道。「這是一嶄新的種族，堅強、有智慧，又滿懷目標。」他們將是為拯救德國而戰鬥的軍人。「我們必須用鮮血鑄造新的形式，用鐵拳奪取政權。」

　　容格這一席話，可說是代表希特勒講的。慕尼黑之赤色政權使積在希特勒心頭的憎恨蘇醒了。在慕尼黑獲得解放後不久，便發生了一件將改變希特勒的生活、扭轉世界歷史進程的事件。1919年6月28日，獲勝的盟國簽署了凡爾賽條約，德國政府沒怎麼拖延便批准了條約的條款。條件很苛刻。德國被迫獨自承擔引起戰爭的責任，並賠償戰爭造成的所有損失。大片大片的帝國領土被奪走：阿爾薩斯—洛林地區落入法國之手，馬爾梅蒂地區割給了比利時，波森之大部以及西普魯士割給了波蘭。德國還丟失了她的殖民地。丹吉克成為一個自由邦；薩爾、施萊維希和東普魯士將擁有公民投票權。更有甚者，盟國將佔領萊茵河最少達15年之久，萊茵河右岸30英里寬地帶將被劃為非軍事區。條約還規定，德國不得擁有潛艇或軍用飛機，軍隊數目僅限10萬。這樣，德國蒙受之恥辱便達到了頂點。

　　這支新的力量，即德國國防軍，幾乎立即開始行使比本身力量大得多的權力。為使部隊不受布爾什維主義的影響，他們成立了一個局，專門在部隊中調查以顛覆為目的的政治活動，還向工人組織滲透。在負責這個單位的卡爾·梅耳上尉所挑選的人員中就有希特勒其人。希特勒原是最適合幹這一行當的，但梅耳之所以挑選他，是因為他在戰時有過「模範」記錄，也可能是出於憐憫。「我第一次碰見他時，他像是一條尋找主人的、疲倦的喪家犬。」梅耳所得之印象是，希特勒「隨時將命運投入他人之手，只要此人對他表示友善」。他「對德國人民和他們的命運漠不關心」。

　　實際上，由於革命這個傳染病，希特勒正處在醞釀和混亂的狀態中，他從未像現在那樣對他所投奔的國家之命運表示關切。不久前，他曾得到一本宣傳種族主義的小冊子——或許是埃卡特編寫的。這立刻使他想其他在維也納讀過的類似小冊子。「這樣，我不自覺地發現，我自己的發展又重新展現在眼前。」他在慕尼黑街頭之所見所聞，使壓抑在他心頭的對猶太人的仇恨活躍起來了。猶太人處處都在掌權：先是埃斯納，繼而是像托勒那樣的無政府主義者，末了是像萊維納那樣的俄國赤色分子。在柏林是羅莎·盧森堡；在布達佩斯是貝拉·昆；在莫斯科是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希特勒原先懷疑是陰謀的，現正被變為現實。

　　在就職前，希特勒及其他政治奸細被送往慕尼黑大學受專門訓練。政治教導員中有像卡爾·亞歷山大、馮·米勒教授那樣滿肚子是激進右派學問的保守派。「對我」，希特勒寫道，「這件事的價值就在於，我現在有機會見到思想與我相似的同志，可與他們詳盡地討論目前的形勢。我們都多少堅信，犯下了11月罪惡的各黨派，各中心也好，社會民主黨也好，均無法將德國從未來的崩潰中拯救出來。而那些所謂的『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組織』儘管願望良好，但也無法對已發生的事件進行彌補。」

　　在戰爭期間，希特勒曾對維斯登基爾希納說過，在和平時期，他將成為畫家或步入政界；他的同志問他喜歡加入哪個政黨時，他回答說：「哪個都不。」受訓者中他圈裡人的結論也是，只有一種嶄新的運動才能滿足他們的需要。他們決定將這個組織稱為「社會革命黨」，「因為這個新組織的社會觀點確實要進行革命。」

　　馮·米勒教授的妹夫戈特弗雷德·弗德爾講師，為這一運動加油打氣。弗德爾是為「打破利息奴役」而組織的「戰鬥聯盟」的創始人，以工程師為職業，實則是個經濟學家。他給訓練班的學員講述證券交易所和借貸資本的投機性和經濟性質。對希特勒而言，這是具有刺激性的啟示。「在聽完弗德爾的第一課後，我便想，我已找到了建立一個新的政黨的最主要的基礎之一的方法。在弗德爾要求結束利息奴役的思想鼓舞下，他重新研究了馬克思主義，「首次真正瞭解了卡爾·馬克思這個猶太人終生為之努力的著作的內容。」他終於讀懂了馬克思的《資本論》。

　　一次講課後，馮·米勒教授發現一群人在進行生動活潑的討論。「人們好像著魔似的。原來，有個人用深沉的喉音在高談闊論，越講越起勁。我有個奇怪的感覺，這些人的激動是他高談闊論所致。我看到的是一副蒼白的小臉。他頭髮蓬亂，不像軍人，鬍子修得整整齊齊，藍色的大眼中放著狂熱的光芒。」

　　「你是否知道，你的學生中有個天生的演說家？」米勒教授指著那個臉色蒼白的士兵問梅耳上尉。梅耳喊道：「希特勒，你過來。」希特勒「帶著某種目中無人的窘態，笨拙地」走了過去。由於他有演說的天才，他終於被分配在慕尼黑的一個團裡當上了訓戒員。「我以最大的熱情和愛開始工作，因為，猛然間我便得到了向大群聽眾講演的機會，我歷來純粹憑感覺而不是憑知覺所假設的東西，現在證實了：我能『講』。」隨著每一次講演，希特勒變得越來越自信，那就是，他的聲音已發達到如此的地步，以致營房內的任何一個角落，都可聽清他的演講。

　　由於開始時他與之友好相處的許多人都認為他是個奸細，所以，他的社會生活並沒有如此成功。有個名叫荻埃爾的矮個子兵，公開蔑視先進者。希特勒緊跟不舍，一直追到街上，口中不斷在闡述德國國家的真正任務。他的話猛然被打斷了：「告訴我」，荻埃爾說，「是不是他們灌進你腦中，你忘了沖洗？」據一位目擊者說，「這位長途演說家，大吃一驚，瞪了他一眼，一聲不響地走了。」

　　希特勒甚至與同屋住的兩名奸細無法相處。他們就他的「體格習慣」向梅耳上尉抱怨。另外，「他說夢話，還夢遊，非常令人討厭。」於是，他便搬進了二樓的一間小屋。這原是個小倉庫，窗戶全釘上了栓，但希特勒「似乎為有一間小屋而感到高興」。

　　儘管在社交中希特勒有這樣或那樣的缺點，梅耳上尉對他的講演才能仍很是看重，遂派他到慕尼黑城外去執行一次特別任務；——住在勒茨弗爾德戰俘營的、被遣送回家的德國戰俘，由於表現出有斯巴達克斯觀點，於是便組織了一個「教化團」，以便將他們改造成為反社會主義的愛國者。

　　7月12日，宣傳隊從慕尼黑出發。5天后，希特勒本人得到了一次實際政治的教育。遣返的戰俘滿腹怒氣，說話尖酸刻薄。他們的青春和希望都受到欺騙，被迫在戰壕裡像牲口一樣生活，回來後之所見又是混亂和饑餓。希特勒雄辯地向他們講述「凡爾賽恥辱」「十一月罪人」和「猶太主義—馬克思主義世界陰謀」，把他們的仇恨引向這些目標。在一系列的表彰報告中，希特勒對這項工作的熱情均有提及。「如果可以這樣說的話，希特勒先生」，一個觀察家評論說，「是天生的人民演說家。他以他的狂熱和對聽眾的魅力，使聽眾聚精會神，並相信他之所雲。」

　　返回慕尼黑後，他還協助在兵營裡從事演說。他的另一個任務是對新近在慕尼黑產生的約50個激進組織進行調查。這些人包括種族主義分子、共產分子、激烈民族主義分子、無政府主義者和超級愛國主義者；其組織包括諸如「革命學生集團」「共產社會主義協會」」奧斯塔拉同盟」「新祖國」等一系列政治派別。

　　那年秋初，希特勒參加了自稱為「德國工人党」的一個小政治團體的一次會議。儘管在討論時，據參加會議的24人中之一人說，他發了言，且「講得很好」，但對那晚的會議印象淡薄，在《我的奮鬥》一書中，他未有提及。這個黨是由慕尼黑鐵路工廠的一個工匠，安東·德萊克斯勒于當年早些時候創建的。關於這點，希特勒是否曾屑於調查，這還是個疑問。該黨的綱領是社會主義、民族主義和反猶主義的奇怪的結合，黨的本身披著一件神秘的外衣，似乎只是由一小撮美其名曰「工人政治小組」組成——這是魯道夫·弗萊赫爾·馮·塞波登道夫的主意。塞波登道夫本人就是個神秘人物，身材又矮又胖，雙眼有點突出，「是個畫家，而不是個賣弄學問者；更喜奢侈享樂，不是個柏拉圖主義者」；「有點嗜好武器，卻又不公開表現出來。」

　　與希特勒一樣，他相信未來肯定會掀起日耳曼浪潮，於是便在建立「日耳曼秩序」之巴伐利亞分支機搆方面費了不少精力。成員嚴格限於日耳曼人，且必須能證明三代人之「血統純正」；每個成員均需保證積極參加「反對國際主義和猶太民族的鬥爭」。全國的革命浪潮迫使塞波登道夫給他的組織標上一個無辜的名字「圖裡會」，作為掩護。到此時，他已決定將其多年來的願望付諸實施：把工人吸引到他的「人民」事業這方面來（Volkisch-詞難於用一對等詞翻譯。從字面上講，它是「人民的」，但它又有種族主義的味道。如將之譯為「種族主義的」，其「人民民族主義」的含義又將失掉。因此，本書的始終均用VoClkisch）。他指示一個圖裡會員——徹頭徹尾的體育專欄作家，要他建立「工人政治小組」。

　　此人將安東·德萊克斯勒（他已為「良好和平」組織了一個有名無實的工人小組，叫做「自由勞動委員會」）找來，兩者於是合併組建了一個新的政治組織。「德國工人党」的預備會議於那年1月初在一小飯店（「福爾斯坦弗爾德·霍夫」）內召開。參加會議的約二十四五人，大都系德萊克斯勒所在工廠的鐵路工人。德萊克斯勒向與會者扼要地闡述了該黨的雙重目標：結束階級鬥爭，把工人從馬克思的國際主義中解放出來；讓上層階級明白他們對工人所負的責任。德萊克斯勒說，他們真正需要的是「接受德國人的統治」。德萊克斯勒建議將小組稱作「德國國家社會主義黨」（與一年前在波希米亞建立的、目標大致相同的黨同名。順便提一句，該黨的黨微是卍），但有人反對說，「社會主義」一詞會被誤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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