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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六


  1878年2月22日,在莫斯科俄羅斯音樂協會的音樂會上,尼·魯賓斯坦指揮,初次演奏了《第四交響曲》。演出沒有獲得所期望的成功。公眾還沒有立刻明白這部交響曲的深刻含義。尼·魯賓斯坦的指揮也不如往常好,報紙的反應也很冷淡。

  梅克夫人不顧天氣寒冷和身體不適,冒雨前去參加音樂會。她獨自坐在音樂廳的包廂裡,欣賞這部獻給她的交響曲的首演。她沉溺在交響曲波瀾起伏的樂思之中。交響曲的每一個音符在她心頭激起無盡的情思。作曲家在「命運」面前感受到困惑、悲哀和絕望,對她來說並不陌生;作曲家在交響曲中對未來生活所寄託的渴望也道出了她心底的宿願。她由衷地為自己的摯友的成功感到慶倖。第二天她立刻給柴可夫斯基發去了祝賀的電報,然後又寫信告訴他,大家都能接受他的交響樂,尤其喜歡《諧謔曲》這一樂章。鼓掌很熱烈,音樂會結束時,聽眾還要求作者上臺來。不過,梅克夫人也覺得樂隊的演奏沒有發揮足夠的水平,對交響曲的效果有所削弱。

  尼·魯賓斯坦也給柴可夫斯基發去了電報,告訴他,已經演奏了《第四交響曲》。但是關於公眾如何評價,他隻字未提,也沒有向柴可夫斯基表示他本人怎樣看待這部新交響曲,柴可夫斯基其他的莫斯科同行對這部交響曲也沒有表態。這使作曲家非常失望。他給梅克夫人寫信說:「我非常著急,感到很驚訝和委屈,我的所有的莫斯科同行們居然都對此表示沉默。我原以為我的莫斯科朋友們如果不能為我的新作而感動,至少也會表示一點關心。」

  同年11月,在彼得堡,由納甫拉夫尼克指揮演奏了《第四交響曲》。這次演出獲得了成功,每個樂章演奏完之後,觀眾都報以經久不息的掌聲。指揮連連向觀眾鞠躬致謝。弟弟莫傑斯特在給柴可夫斯基的信中說:「如果說,交響曲這類作品的演出能造成狂熱,那就數你的交響曲了。」

  隨著《第四交響曲》的完成和成功,柴可夫斯基的音樂創作進入了成熟期。他的音樂作品表現了深刻鮮明的社會思想,體現普通人擁有不可剝奪的權利去爭取幸福這一思想。幸福被「命運」不斷的破壞,而人們爭取幸福的努力是永不停息的。作曲家用深刻鮮明的音樂形象表現內心的感受和體驗。柴可夫斯基第一次創造了抒情交響樂,把世界交響樂發展推向了一個新階段。

  5.寧靜的日子

  柴可夫斯基身居異國他鄉,在幾乎與世隔絕的環境裡過著平穩得近乎單調的日子。每天在同樣的時間總是做著同樣的事情,不過他卻得到了絕對安靜的創作機會。在國外休養的幾個月以來,他完成了兩部心愛的大作品,覺得自己前進了一大步。他感到光陰沒有虛度,內心很充實,這期間他和梅克夫人的書信也涉及了更廣泛深刻的內容。

  這一天梅克夫人發動了新的「攻勢」:「彼得·伊裡奇,你究竟經驗過愛沒有?我想是沒有的。你愛音樂太多了,因此來不及愛女人。我知道你的生涯中有過一次愛,但我認為那樣的愛是柏拉圖式的(雖然老實說,柏拉圖從來沒有那樣愛過!)。這只是一半愛,是想像中的愛,而不是心上的愛,那並不是活生生的感情,人缺乏他這種感情是不能生活的。」

  對於梅克夫人這樣單刀直入的試探,柴可夫斯基坦誠應對。他巧妙地把話鋒引上了關於音樂本質的深刻探討:

  你問我是否經過非柏拉圖式的愛,可以說有,也可以說沒有。如果問題稍換一個提法:是否體驗過完滿的愛的幸福,那麼回答就是沒有,沒有,還是沒有!對這個問題我覺得可以在我的音樂裡找到回答。如果問我是否懂得愛的力量,那麼,我可以回答說:是的,是的,是的,因為我曾不止一次地竭力在我的音樂中表現愛的喜悅。成功了沒有?我不知道,或者應該說,我讓別人去判斷。你認為音樂不能充分表現愛的感情,我絕對不能同意你的這種意見。恰恰相反,只有音樂才具備這種力量。你說需要用語言。不是的,僅僅用語言是不夠的。而當語言沒有力量的時候,更雄辯的話語(音樂)就發揮出它的無比威力。音樂有獨具的功能去表現愛。雖然詩人也有自己表現愛的方式,語言在詩的形式中已經不再是簡單的話語,它們已經變成了音樂,最好的例證就是:當你細心的把詩當做說話而不當作音樂來誦讀時,那些詩句就幾乎沒有意義。然而實際上它們不僅有意義,還包含著深刻的思想,不僅在文字上,而是純粹音樂上的。我很高興你把器樂評價得這樣高。你說歌詞常常傷害了音樂,常常把音樂從不可量度的高度硬扯下來,這是絕對正確的。我也常常深切地感到這一點,也許這就是我作器樂曲比作聲樂曲效果更好的原因吧。

  這些精深的談話加深了梅克夫人對她心目中的樂聖的崇拜,也讓她得以探知他的摯友的至誠的內心。

  1877年底,柴可夫斯基在弟弟的陪同下從瑞士又去了意大利。他們到過米蘭、佛羅倫薩和威尼斯。他在意大利休養時,接到莫斯科音樂學院發來的公函,派他作為俄國音樂代表去出席巴黎博覽會,讓他在巴黎居住和工作8個月,給他1600法郎月薪。這份工作是尼·魯賓斯坦為他爭取到的。柴可夫斯基寫信給尼·魯賓斯坦以身體不好,不能勝任為理由拒絕了這個工作。當時他的健康剛剛恢復,神經還很脆弱,經受不住外界的刺激。他一想到出席音樂會,要會見許多音樂家,還要去赴宴,他就感到很不安。若被這一系列的社交活動纏住,他將沒有時間進行創作,而作曲卻是他用來治療疾病的手段。他覺得到國外來對自己說來最重要的就是安靜和自由。從現在起他決心只做自己喜歡做的事。在給莫斯科朋友的信中柴可夫斯基說:「我的全部天性,我的每一根纖維、每一個細胞都抗議我去就任這個代表職務。」

  同時,在給梅克夫人的信中他暴露了自己內心的真實想法:「只有你和我的弟弟們才真正瞭解我。我的莫斯科朋友們因為我拒絕到巴黎的會上去做音樂代表,也在指責我。他們不瞭解,像李斯特、維瓦爾迪這些人的顯赫名聲是可以壓倒我的。在這些名人面前,任何一個到巴黎去的外國音樂家都不會注意我。我在這些巨星中間,只不過是乳臭未乾的小兒。我的朋友,人家都說我謙虛,但我必須承認,我的謙虛只不過是一種深深隱藏著的傲氣。在現時所有的音樂家當中,沒有一個我是自願在他面前低頭的。然而天賦我這許多驕傲,卻沒有給我出售這些貨物的本領。我簡直害怕得有點不正常,也許這是因為過於驕傲的緣故。我不知道怎樣主動地去擴大自己的聲譽和名望,我寧願等它自行到來。」「惟一對我好的是布羅夫,不幸的是他的病體使他實際上離開了藝術界,現在已經不能再做什麼。儘管如此,靠了他,我還是在英美兩國比在其他地方更出名。」

  尼·魯賓斯坦對柴可夫斯基拒絕去巴黎感到非常生氣。他給柴可夫斯基寫了一封充滿指責怪罪的信,說他貪圖安逸,逃避工作,說他誇大自己的病情。尼·魯賓斯坦還去找了梅克夫人,認為她慣壞了柴可夫斯基,讓她停止對柴可夫斯基的資助。尼·魯賓斯坦的信大大傷害了柴可夫斯基。他寫信對尼·魯賓斯坦的蠻橫態度提出抗議,申明了自己不能去當代表的理由。強調自己缺乏指揮天才,在國際音樂會上,需要親自指揮演奏自己的作品,也要指揮演奏別人的作品,這都不是他目前力所能及的。如果演出不成功,會有損於莫斯科音樂學院和整個國家的名譽,也違背了尼·魯賓斯坦推薦他去當代表的初衷。柴可夫斯基在信中也對尼·魯賓斯坦就梅克夫人和他的關係問題做了必要的澄清。他說:「從來沒有一個人這樣仁慈、細心、慷慨和能忍耐。不僅我的生命是靠了她,我能繼續工作也是靠了她。能夠繼續工作,這對我說來是比生命更重要的……對於我,她是上帝的化身……我和她的關係是不必妒忌的,我只是享用了她的慷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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