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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


  我曾努力地抑制我所感到的背叛和痛苦,在這個過程中我砍去了自身的和我們關係的一部分。」她生來所受的教育就是要把尊言和自製放在很高的位置上,現在她繼續維持著他們種種形式的生活,只是不提自己的痛苦,不提自己的任何要求。她變得更加疏遠他了。

  弗朗索瓦絲在她的工作中和她的孩子身上正在找到自己。她每天花數小時的時間給克洛德和帕羅瑪畫素描和油畫。她畫帕羅瑪發困時的樣子,在一塊三合板上用水粉畫克洛德穿著泰洛德的衣服坐在地上的樣子。甚至把那只新弄來的小狗也畫進去了。

  她非常喜歡她的小女兒,她給母親和外祖母的信中說:「我給這位最美麗的人中最美麗的孩子畫了一系列挨在我身邊的素描,我還是在寫生,而且在試圖把她那難以言狀的清新中散發出來的詩意描繪出來——小小的腦袋,一幅路易·大衛描繪的姿態,兩撮眉毛,眼睫毛像迅飛的小鳥,完美的睡容,這些同在她身邊的那個比實際上的我更痛苦更憂慮的女人形成對比。我很快畫出一張又一張的素描,以此來解放自己,我的畫唱著它們一行行詩句般的歌曲。我在工作的熱情中獲得了某種程度的幸福,因為這不是一個發現某種獨特的藝術形式或新詞匯的問題,而是把自己完全奉獻出去。我的思想也得到了充實和澄清。」在信中,她沒提巴勃羅。巴勃羅仍繼續在法國四處出擊,除了和熱內芙·拉波特在一起外,就是看了這場鬥牛又看那場鬥牛。他為自己的這一癖好尋找到正當的理由。他說:「我之所以愛好看鬥牛,是因為借此可以窺見鬥牛士臨場時的準備情景。他們每個手裡都有自己設的神龕,裡面供著聖像、章飾真好看——誰要是見到,都一定會喜歡的。」

  當著名的鬥牛士路易·米該爾·多明更向他請教「一些繪畫的基本見解」時,他認為畫畫應該有自身的自由和自發性,他對多明更說:「到時候你會突然意識到,無需借助任何外部的幫助,你就已經學會了你所需要知道的一切。在此之前,我可以對你解釋的任何東西都沒有一點兒用。」巴勃羅所相信的東西很小很小,但是他的確相信繪畫中某種本質的自然狀態。

  他對海倫·帕美琳說:「藝術,正是藝術扼殺了我們。

  人們不想作畫:他們在憑藉藝術。人們要想要藝術,於是他們得到了藝術。但是,畫裡的藝術越少,繪畫本能也就越多。」

  「儘管畢加索的藝術是科學的實踐,但是由於它的直觀性而幾乎被忘卻了。他的藝術又重新結合了人類孩子氣的塗抹,那時繪畫還不曾成為一種語言。」

  1952年10月,莫裡斯·雷納爾在《論壇報》上寫道。在同時,巴勃羅正在為瓦勞利的小學堂創作壁畫系列《戰爭與和平》,在這些畫上,他的藝術真的「重新與孩子氣的塗抹結合起來了」。首先,他開始畫《戰爭》:「我從右側開始畫,那些外省的棺材,一路上艱難地顛簸,你可以在小鎮的街道上看見,多麼可憐,發出刺耳的聲音,畫上其餘的都是圍繞這個形象來畫的。」在《戰爭》這幅畫中,有一匹正帶著輓具的馬;而在《和平》一畫裡,鳥籠裡畫上了魚,而水族宮中卻畫上了鳥——一種對於無限的可能性的肯定。他在畫《戰爭與和平》的時候,他讚歎地對考克托說,馬蒂斯從來沒有屈服於老年的古板。他想確定自己也沒有屈服,這是挫敗死亡的又一種方式。

  鬥牛是另一種方式,鬥牛者和死亡的決鬥是他自己的決鬥。他說:「鬥牛士永遠看不見他自己創作的藝術作品。他沒有機會像一位作家或畫家那樣修改它,他也不能像音樂家一樣聽它,他只能感覺它。只能聽人群對他的反映,當他感覺到它並且知道這是一件偉大的作品時,它就會抓住他,以至於世界上任何東西都無所謂了。」在畫室裡,巴勃羅懂得這種迫切性,懂得這種全神貫注的精神,他在那以生和死作賭注的舞臺上使之再現。他對周圍的每一個人所作的毫無批評的頌揚不屑一顧,但是,他越來越懷疑自己作品的方法和力量。他開始把作品的價值和他所能賣得的錢數劃等號。他心中開始有一個懸念,那就是:他的藝術所具有的價值,它已經到達的高度,今後的命運換而言之,將來,我們的後人對他的作品將如何評價?

  這種疑慮與期望,使他感到痛苦。

  弗朗索瓦絲在生活中面臨著某些非同尋常的難題,她和巴勃羅在一種更加突出的相互對峙的狀態下生活在一起。當她告訴巴勃羅自己「沒理由呆下去」的時候,巴勃羅的作法好像是在表示願意給她一切可以離開的理由。他開始在鄉下東奔西跑,把自己弄得形容憔悴,疲備不堪,還時常問弗朗索瓦絲是否還想離開他。他和拉波特在一起時對她說:「我內心充滿矛盾我在對某些創作滿懷喜歡的同時,又會中了瘋磨似的予以摧毀對於愛情,亦是如此:在抱有生兒育女的願望的同時,又往往會萌發擺脫妻室羈絆的念頭。一個孩子的降生,既向我預示愛情的結束,感情上的擺脫,但同時又在我的身上結上了許多道義的、責任的紐帶。」他的臉色變得很嚴肅,「你知道嗎,我覺得負有責任!」他還表示,讓拉波特為此作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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