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因斯坦傳(82)_學達書庫

八二

　　更多的刊物，都重登了法國物理學家朗之萬在1931年對愛因斯坦作出的評價：「在我們這一時代的物理學史中，愛因斯坦將位於最前列。他現是，將來也還是人類宇宙中有頭等光輝的一顆巨星。很難說，他究竟是同牛頓一樣偉大，還是比牛頓更偉大；不過，可以肯定地說，他的偉大是可以同牛頓相比擬的。按照我的見解，他也許比牛頓更偉大，因為他對於科學的貢獻，更加深刻地進入了人類思想基本概念的結構中。」

　　唁電和唁函，從世界的每一個角落飛往普林斯頓。唁函和唁電，來自學術團體，也來自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來自著名的科學家，也來自普通的男男女女。人們懷念他，因為他改變了人類對宇宙的認識，開闊了科學造福於人類的無限廣闊的前景。人們懷念他，爭取光明，為人類的進步進行了不屈不撓的鬥爭。

　　愛因斯坦的遺囑早已聞名。他要求不舉行宗教儀式，也不舉行任何官方儀式。按照他的願望，甚至下葬的時間和地點除護送愛因斯坦遺體去火葬場的少數幾位最親近的朋友外一概沒有通知。

　　愛因斯坦的骨灰撒在空中，和宇宙、和人類融為一體。早在1917年，愛因斯坦大病的時候，就坦然地對朋友說過：他不怕死。

　　「不，我同所有活著的人是融為一體的，所以，在這無窮無盡的人流中個別的成員開始了和終結了，我覺得都無關宏旨。」

　　還有一次，在與英費爾德的談話中，愛因斯坦說：「生命，這是一出激動人心的和輝煌壯觀的戲劇。我喜歡生命。但如果我知道過3個小時我就該死了，這不會對我產生多大的影響。我只會想，怎樣更好地利用剩下的3個小時。

　　然後，我就會收拾好自己的紙張，靜靜地躺下，死去。」

　　在愛因斯坦之前2千年，有一位思想家，由於性情古怪被認為是個人享樂的崇拜者，他講過自己對死的態度。伊壁鳩魯在致美諾寇的著名的信中，一再提出反對死亡的恐懼的理由：當我們存在時，沒有死亡；當有死亡時，我們已不存在。這一理由的驚人力量，不僅為以超個人的內容充實生命的人們所理解，而且在這種或那種程度上為他們所感受。伊壁鳩魯本人快死的時候，坐進熱澡盆，要喝濃郁的醇酒，並在臨終的信中把死去的一天稱為自己最幸福的一天，因為他的腦海中充滿了關於哲學推論的回憶。

　　愛因斯坦的身上決無伊壁鳩魯式的怪誕行為方式，但他又在實質上極為靠近伊壁鳩魯對生命達觀理智的省悟。不同的是，對個人生命的終結，愛因斯坦與伊壁鳩魯是一致的，平靜而坦然，但面對包圍個人生命的世界環境，愛因斯坦卻不同于伊壁鳩魯，他以極大的情感態度關注著世界環境是否能夠達到永恆的和諧。於此，對個人生命消逝的平靜與對包圍個人生命環境的憂傷，矛盾又協調地主宰著愛因斯坦晚年的心境。

　　理解這一點才能真正理解愛因斯坦。

　　從40年代末起，在愛因斯坦的信中，越來越經常地流露出對生活厭倦、普遍厭倦的議論。隨著這些議論，還越來越經常地發出一種和要去世的人、和自己生命辭別的憂傷的、儘管是平靜的語調。這種平靜的憂傷就像一個人有時在寂靜的傍晚感受到的那種情緒。這種情緒絕少進入一個人的邏輯上秩序井然的世界觀中，它始終是一種感情上的、由半音譜成的、無意識的東西。一個人惋惜過去了的一天，惋惜他永遠失去了的、不可複歸的個性，惋惜那已經永遠消失得無影無蹤的東西。他還惋惜個人的生命。對將逝去的一天的憂傷遮蓋不住對次日的愉快的期待，對過去的個人生活的憂傷與對整個存在的不朽的樂觀主義心情並不矛盾。它們相互補充，不可分割。承認局部的、具體的、個人的東西的價值和不可重複性，就使伊壁鳩魯式的對死的否定變得更具人性，它把邏輯公式變成人的激情。關於存在之不朽的想法，同樣也使正在消逝的個人生命的憂傷變為寧靜的、某種透明的和水彩畫般的憂傷。

　　在愛因斯坦獨特的意識中，非常清晰地表現出伊壁鳩魯式的樂觀主義路線，他確實無視個人的死，並對死無動於衷。但它不排除對將要失去的生命的憂傷。這正是愛因斯坦獨特的生命意識：對本人的生命相對的無所謂和對已經死去和將要死去的親人們的強烈的、雖說是平靜的憂傷。這些親近的人則是世界環境，包圍愛因斯坦個人生命的世界環境的具象存在。他們一個接一個地離開了愛因斯坦，埃倫費斯特、艾爾莎、朗之萬、瑪麗·居裡、瑪婭·愛因斯坦……一縷又一縷止不住的哀傷侵蝕著愛因斯坦的精神。

　　這種感情又不是純兒女情長式的東西，在愛因斯坦身上，它又和一種理智的孤獨感聯繫在一起：即無法理解宇宙的和諧，制訂統一場論時總是遇到新的挫折，這種挫折還應包括在30年代之後，愛因斯坦走上了一條與大多數物理學家不同的道路。所以，物理世界的不和諧與生活世界的不和諧為愛因斯坦式的孤獨留下了雙重的注解。埃倫費斯特以自殺的方式中斷了這種「孤獨」，他把科學家期待的科學的東西和他在科學上實際所能做到的事情之間的悲劇性衝突矛盾全然視為主觀的能力問題，而愛因斯坦則不同，雖然他晚年的憂傷與一生的孤獨感也源自於此，他視這種悲劇性衝突矛盾為個人之外的客觀的東西。由此，他才能坦然地接受科學探索中的一次次失敗，就像他一再引用萊辛的話聊以自慰：「對真理的追求比安安穩穩地佔有它更可貴。」

　　這既是科學真理的真正不朽，同時也是崇高生命的真正不朽。

　　1955年春，這是愛因斯坦最後的一個春天。愛因斯坦在為紀念蘇黎世工大建校1百周年寫的幾頁「自述片斷」中，就是以這樣一種坦然的追求真理的心情總結了自己對統一場論的研究：

　　「自從引力理論這項工作結束以來，到現在40年過去了。這些歲月我幾乎全部用來為了從引力場理論推廣到一個可以構成整個物理學基礎的場論而絞盡腦汁。有許多人向著同一個目標而工作著，許多充滿希望的推廣我後來一個個放棄了。但是最近10年終於找到一個在我看來是自然而又富有希望的理論。不過，我還是不能確信，我自己是否應當認為這個理論在物理學上是極有價值的，這是由於這個理論是以目前還不能克服的數學困難為基礎的，而這種困難凡是應用任何非線性場論都會出現。此外，看來完全值得懷疑的是，一種場論是否能夠解釋物質的原子結構和輻射以及量子現象，大多數物理學家都是不加思索地用一個有把握的『否』字來回答，因為他們相信，量子問題在原則上要用另一類方法來解決。」

　　在此，愛因斯坦平靜地承認，統一場論距單值地解釋宇宙的構造還很遙遠。儘管他為此花了40年的心血。這種「追求真理」的坦然其實就是生命意識的表現。1951年1月6日，「第一小提琴手」愛因斯坦寫信給「第二小提琴手」比利時王太后伊麗莎白：「我不拉小提琴了。這些年來，聽我自己演奏，越聽越難受。希望你沒有遭到類似的命運。留給我的事情是：毫不憫惜自己，研究困難的科學問題。那個工作迷人的魔力，將持續到我停止呼吸。」

　　真理不屬個人，甚至不屬發現者，就像愛因斯坦從不認可他發現了相對論的提法。個人的生命若想不朽，就得在探索、追求真理的過程中留下自己的足跡。

　　記住愛因斯坦的話：「死去的我們將在我們共同創造的保留於我們身後的事物中得到不朽。」

　　還應記住英費爾德講的一件事：曾在1927年給愛因斯坦畫像的巴伐利亞畫家的約瑟夫·薩爾，於1938年逃出納粹監獄來到普林斯頓。他在這裡問過一位老人這樣一個問題：對愛因斯坦科學著作內容毫無所知的人為什麼如此仰慕愛因斯坦呢？老人回答說：「當我想到愛因斯坦教授的時候，我有這樣一種感覺，仿佛我已經不是孤孤單單一個人了。」

　　這就是愛因斯坦的不朽，是人世間真正的、永恆的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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