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因斯坦傳(56)_學達書庫

五六

　　「首先我必須指出，就我所知，簡直沒有一位在理論物理學中做出一點有價值的成績的科學家，會不承認整個相對論是合乎邏輯地建立起來的，並且是符合於那些迄今已判明是無可爭辯的事實的。最傑出的理論物理學家——我可奉出H丁頓，德比傑，郎之萬，勒維·契維塔——都堅定地支持這理論，而且他們自己也對它作出了有價值的貢獻。在有國際聲望的物理學家中間，直言不諱地反對相對論的，我只能舉出勒納德的名字來。作為一位精通實驗物理學的大師，我欽佩勒納德；但是他在理論物理學中從未幹過一點事，而且他反對廣義相對論的意見如此膚淺，以至到目前為止我都不認為有必要給它們詳細回答。我現在打算糾正這種疏忽。

　　「我厭惡為相對論大叫大嚷，這竟被他們用來作為反對我的理由。我可以老實地說，在我的全部生活中，我都是支持合理的論據和真理的。誇張的言辭使我感到肉麻，不管這些言辭是關於相對論的還是關於別的東西的。我自己時常拿這樣的事來開玩笑，然後又回過來嘲笑自己。可是，我樂意借此機會給反相對論公司的大人先生們奉獻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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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我注意到，在瑙海姆的科學家集會上，由於我的建議，已經安排了關於相對論的討論。任何想反對的人，都可以到那裡去進行反對，把他的意見向一個適當的科學家集會提出來。」

　　愛因斯坦的憤怒引起官方的恐慌。好不容易有個愛因斯坦出來為德國人支撐門面，讓世人改變一下對德國不好的印象，再說世界各國都奉愛因斯坦為神明，可德國人自己卻咒駡他，這多少都說不過去了。9月6日，德國文化部長親自寫信給愛因斯坦，對8月24日的事件表示深深的歉意。

　　愛因斯坦的許多朋友看到他發表在《柏林日報》上的文章後，非常震驚。有些朋友認為愛因斯坦的反應過於激烈，有損于愛因斯坦的學者風範和昔日公眾心目中的超脫形象。就連遠在荷蘭的埃倫費斯特也從萊頓寫信來，說：「我的妻子和我都絕對無法相信你自己竟會在《我的答覆》這篇東西裡寫下哪怕最少幾個字。

　　「我們一分鐘也不能忘懷，你一定是為一種特別無禮的方式所激怒，我們也忘懷不了，你在那邊是生活在一種不正常的道德風氣裡；儘管如此，但是這個答覆還是含有某些完全是非愛因斯坦的反應。我們可以用鉛筆把它們一一劃出來。如果你真是用你自己的手把它們寫下來，那就證明了這些該死的豬玀終於已經成功地損害了你的靈魂，這對我們來說是多麼可怕呀。」

　　對埃倫費斯特的委婉看法，愛因斯坦並不贊成，他在9月10日給埃倫費斯特的回信中作了這樣的解釋：「只要我還想留在柏林，我就不得不這樣做，因為在這裡每個小孩都從照片上認得我。如果一個人是民主主義者，他就得承認有要求公開發表意見的權利。」

　　9月3日，索末菲憂心忡忡地寫信給愛因斯坦，一是對迫害愛因斯坦的事件表示憤怒，二是向愛因斯坦呼籲，在德國處於困難的時候，請他不要離開德國。

　　索末菲說：「作為人和物理學會主席，我懷著真正的憤怒密切注視著柏林迫害您的事件。勸告沃爾夫·海德堡無濟於事，他可能已經插手這件事，像他當時寫信告訴您的那樣，他的名字純粹是被濫用了。勒納德的情況大概也一定是如此。韋蘭·蓋爾克之流才是地道的這路貨色。

　　「今天我已經同普朗克商議了科學家協會所應當採取的行動。我們要建議該協會的主席、我的同事馮·米勒提出強烈抗議，反對『科學的』煽動家的勾當，並且公開表明對您表示信任。這不應當是對這種勾當的一種形式上的異議，而應當只是出於科學的良心。

　　「但是，您可不能離開德國！您的全部工作都紮根在德國（以及荷蘭）的科學中了；哪裡都沒有德國這樣深切地理解您的工作。德國現在各方面都受到難以形容的歧視，它同樣不能漠然地看您離開……

　　「您，恰恰是您，還得為自己鄭重地辯護，駁斥那種說您剽竊別人又害怕批評的讕言，這真是對一切正義和理性的嘲弄。

　　「《南德意志月刊》社請您寫一篇文章，他們十分關切您的答覆。如果您樂意的話，您也可以把它交給我。但是為了更廣泛地分配，我們必須儘快地得到它。《南德意志》的讀者很多，它是受人重視的刊物；而且您也可以在那裡表態，反對這些『臭蟲』。您在《柏林日報》上的聲明我還未看到，別人對它的評價認為是不很成功的，並且同您不相稱。但是對於這些臭蟲卻是好的。在我看來，《柏林日報》本來就不是清算反猶太叫嚷的適當場所。如果您能同《南德意志》合作，我們是非常高興的。

　　「我希望您這時已經恢復了您的明哲的歡笑，並且同情德國，它的痛苦到處都逐漸表現出來。可是決不要開小差。」

　　9月6日，愛因斯坦覆信給索末菲，說：「實際上，我對那些人攻擊我的行徑看得過於嚴重了，因為我以為我們物理學家中有不少人參與了這件事。因此，我的確想了兩天您所說的『開小差』的問題。可是不久我就覺悟到並且認識到，要離開我的這群誠摯的朋友，那是錯誤的。也許我不應該寫那篇東西。但是我一定不讓人們把我對於這種一再重複的指責和非難保持沉默說成是同意。糟糕的是，我的每次發言都被記者們利用來做生意了。我真應該讓自己守口如瓶。

　　「我不可能為《南德意志月刊》寫稿。如果我能了結我的信債，那我就非常高興了。瑙海姆的那樣一種聲明，完全出自純潔的動機，對國外來說也許是適當的。為了寬慰我而發表這種聲明，無論如何是不必要的；因為我近來心情已經恢復了歡樂和滿足。報刊上關於我的東西，除非真正喜歡的，我一概不看。」

　　在當時情況下，愛因斯坦離開德國的理由確實多而充足。除民族主義分子的反猶宣傳和無恥攻擊外，通貨膨脹也壓得愛因斯坦喘不過氣，使他的處境變得很艱難：他必須給在瑞士的米列娃匯錢去，在馬克貶值的情況下，給米列娃匯馬克去已無意義。可愛因斯坦猶豫之中仍不願違背當時對普朗克許下的諾言。當然，愛因斯坦心目中還對魏瑪共和國殘存一點希望，以為它還可能把德國引向民主與自由。所以，即使埃倫費斯特一再勸愛因斯坦移居萊頓，他也拒絕了。

　　在給埃倫費斯特的信裡，有這樣的話：「我曾對普朗克許下諾言，在這裡的環境沒惡化到普朗克本人承認我的離開是自然而然的和正確的之前，我不離開柏林。如果我不是迫不得已，而是哪怕是部分地出自物質利益便離開我的政治期望正在那裡實現的國家，離開用愛和友誼來溫暖我的人們，而在開始墮落的時期我的離開對他們來說可能會加倍地難受……那我就是忘恩負義了。如果事態的發展使我沒有可能繼續呆在德國，那我可以走。如果情況不是這樣，我的離開將粗暴地破壞對普朗克的承諾。今後，我可能為這種食言而責備自己。」

　　埃倫費斯特在把愛因斯坦的決定通知洛倫茲的時候補充了一句話：「這封信使我感到慚愧，同時也激起了我對這個傑出人物親切和愉快的自豪感。」

　　愛因斯坦的道義感、責任感並未喚起民族主義分子的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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