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因斯坦傳(51)_學達書庫

五一

　　對於俄國人民，愛因斯坦總是情誼滿懷。20年代，他在柏林經常與蘇聯知識分子交往，他們當中有的還是共產黨員。此外，他還資助德國共產黨建立和領導的「婦救會」，聲援因政治案件被關押的工人党黨員及其家屬。後來，共產黨員和社會黨人也邀請這位進步學者在簡稱「馬校」的馬克思主義工人學校作過報告，這表明無產階級也十分尊敬愛因斯坦。1930年，愛因斯坦在柏林北城一所學校裡給在那裡學習的勞苦民眾講解相對論的基本思想，並與工人們一起暢談哲學和政治問題。

　　1924年，德國電機工程師奧爾格·阿爾科給愛因斯坦寫了一封信。阿爾科當時是一個德蘇友好團體「文化技術東方協會」的理事。他代表這個團體寫信給愛因斯坦，聘請他為這個團體的理事，並且邀請他一道去蘇聯訪問。為此，愛因斯坦留下了一份覆信：「我高興地向您致以最熱烈的問候。很抱歉，我不能接受你們親切的邀請，同你們一道訪問莫斯科。在這個時候我不敢中斷科學工作，因而我現在不能出外旅行。

　　「請允許我趁此機會表示，你們的努力使我很感高興。你們不顧當前的政治鬥爭，重建橫跨國界的廣泛文化紐帶。我為自己成為你們理事會的一員而感到榮幸，我祝願你們這個團體取得最大的成功。」

　　當然，愛因斯坦還不能算作是一個真正的共產主義者，就像他一直對無產階級專政持保留態度一樣。愛因斯坦更熱衷的是動員一切知識分子為反對民族沙文主義而鬥爭，為爭取社會公正，實現世界和平而鬥爭。反對暴力、反對戰爭，幾乎是愛因斯坦關於社會問題最基本的信念，所以有人說愛因斯坦的和平主義立場是直覺的。1920年，愛因斯坦在一次談話中說過：「我的和平主義是一種本能的感情，它之所以支配著我是因為，殺人是邪惡的。我的態度不是從某種思辨理論出發的，而是基於對任何一種形式的殘暴與仇恨的最深切的反感。我能給這種反應以合理的解釋，但這似乎是一種事後的推斷而已。」

　　1922年，愛因斯坦接受國際聯盟秘書長的邀請，答應參加國際聯盟內的一個「國際知識分子合作委員會」。他也弄不大清這個委員會到底要幹些什麼事，不過聽說是為了和平事業進行國際合作，委員名單上又有洛倫茲、居里夫人這些崇高的名字，就欣然應允了。他在回復秘書長的信中說：「雖然我應當指出，這個委員會的活動性質我不清楚，我仍認為我有義務響應它的號召，因為在此時此刻無論誰都不應拒絕參加到旨在實現知識界合作所作的努力中去。」

　　在知識分子合作委員會中，愛因斯坦接觸到各種政治傾向，它們促使他從純直覺的敵視一切殘暴的和平主義轉變到為反對戰爭而鬥爭的明確立場。

　　1923年1月，法國政府拒絕服從關於德國戰爭賠款支付問題的仲裁，並且出兵佔領德國的魯爾區。1923年3月22日，當愛因斯坦結束了對亞洲和西班牙的訪問以後不久，就發表了一個退出「國際知識分子合作委員會」的措辭強硬的聲明：「我已深信，國際聯盟既不具備為達到它的目的所必需的力量，也不具備為達到這個目的所必需的誠摯的願望。作為一個虔誠的和平主義者，我覺得不得不同國聯斷絕一切關係。

　　我請求你們把我的名字從委員會成員的名單中劃掉。」

　　國際聯盟在魯爾被侵佔時所採取的態度，使愛因斯坦產生了痛心的印象。他看出：本能的和平主義不能對抗戰爭勢力。在寄給一個和平主義雜誌的信中，他說得更明確了：「我作出這一決定是因為，國際聯盟的活動使我確信，統治集團所幹的任何一種勾當，不管它多麼殘暴，國際聯盟都未能抵制。我脫離國際聯盟是因為，它在自己的活動中不僅不實現一個國際的組織的思想，而且實際上踐踏這一思想。」

　　可見，本能的和平主義已經不能滿足愛因斯坦了。他在國際聯盟的活動中，不僅尋找善良的願望，而且尋找對威脅和平的行動進行反抗的力量。可是愛因斯坦在國際聯盟中既沒找到善良的願望，也沒有找到反抗力量。

　　可是，單純的否定立場並不能使愛因斯坦滿意。另一方面，他的許多志同道合者，特別是居里夫人，一再對愛因斯坦做工作，讓他相信，在國際聯盟範圍內可以促進學者們的國際合作，而這種合作可以使所有的人擺脫民族主義。這一點，愛因斯坦是深信不疑的。他在1922年就寫給如下的話：「當民族主義和政治狂熱在歐戰時正達到了頂點，埃米耳·費歇在科學院的一次會上著重地講了這樣的話：『先生們，不管你們喜歡不喜歡，科學是，並且永遠是國際的。』

　　「科學家中的偉大人物毫無例外地都知道這一點，並且對它有強烈的感受，甚至在國際衝突的年代，當他們在心胸狹窄的同事中間處於孤立的時候，也堅持如此。歐戰時，每個國家選出來的代表，大多數背叛了他們神聖的職責。『國際科學院協會』被解散了。（戰後）開過的一些學術會議，不允許來自以前敵國的學者參加，至今情況仍然如此。以誇大的嚴重性提出來的政治考慮，使純粹客觀性不可能佔優勢，而沒有客觀性，就不可能獲得偉大的成就。

　　「不為一時的情緒所迷惑的好心人，對於恢復知識界的健康能做出些什麼呢？只要大多數腦力勞動者還懷恨在心，就不可能安排一次真正有意義的國際會議。而且，反對恢復科學工作者國際組織的心理仍然難以對付，因此，只靠少數心胸開朗的人還不能把它挫敗。

　　「這些比較明智的人士，可以通過同全世界志同道合的人保持密切的接觸，並且在他們自己影響所能及的範圍內堅定地保衛國際主義事業，來為復活國際組織的偉大任務作出重要貢獻。真正的成功需要時間，但毫無疑問，它終於會到來。我不能錯過這個機會來向為數特別眾多的英國同事們表示感謝，他們在這些困難的年代中，始終不渝地表現出一種保衛知識分子國際組織的強烈願望。

　　「我對普遍性的國際組織的進展抱著極大的希望。我的這種感覺與其說是建立在科學家的智慧和高尚品德之上，不如說是建立在經濟發展的無可避免的壓力之上。因為經濟發展在很大程度上有賴於科學家的工作，甚至是『反動』科學家的工作，所以，就連他們這些人，除了幫助建立一個國際組織，也沒有別的選擇。」

　　愛因斯坦在20年代對科學的力量充滿信心，他說：「自然科學的代表人物，由於他們的理論的普適性和有組織的國際聯繫的必要性，傾向于接受和平主義的國際的思維……科學傳統作為文化教育的力量應當在理性面前展示日益廣闊的視野，並由於其普適性能對人們起到強有力的作用，使他們拋棄瘋狂的民族主義。」

　　所以，當戰後籌備召開索耳末物理學討論會時，有人提出原則上排除德國科學家參加，對此，愛因斯坦極為憤怒。儘管1923年7月，洛倫茲試探愛因斯坦是否願意單獨接受邀請時，愛因斯坦堅決加以拒絕。他討厭在科學領域中以任何形式出現的民族主義情緒。這也是他退出國際聯盟的重要原因。

　　1923年12月25日，愛因斯坦給他一向敬重的居里夫人寫了一封信。信中再次表達了他對國際聯盟的不滿：「我明白，我退出國聯委員會，並且發表了一個措詞尖銳的聲明，您會生我的氣，這是理所當然的。可是，在這以前不到半年，我自己還勸您參加這個委員會的工作呢！我的辭職，不是出於卑下的動機，也不是由於同情德國人。我已經深信，國聯（不同於我所屬的那個委員會）儘管還虛飾著一層薄薄的客觀的外表，但它的所作所為已經像一個強權政治的馴服工具。在這種情況下，我不願同國聯發生任何關係。我覺得這樣一個直率的聲明不會有什麼害處。也許我是錯了，但當時我的信念確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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