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達書庫 > 名人傳記 > 愛因斯坦傳 | 上頁 下頁
二八


  可惜,哈勒先生不懂相對論,他以為博士頭銜遠遠勝過愛因斯坦發表的有關物理學的文章。所以,在給上司的報告中,他對這些文章隻字未提。

  對於愛因斯坦來說,博士、晉級、工資除了養家糊口之外,實在沒有任何意義,他只需要一個可以全身心研究相對論的環境。

  當然,也有認識愛因斯坦價值的人!

  物理學領域中讀懂了相對論的人,都在探聽《物理學紀事》上的愛因斯坦究竟是何人?又處在何方?

  聽說愛因斯坦在伯爾尼。尋找愛因斯坦的人很自然就犯下一個可以理解的錯誤:愛因斯坦,這位相對論的創立者一定是伯爾尼大學的教授。

  勞厄,這個後來也獲得諾貝爾獎的物理學家,當時還很年輕,正在做普朗克的助手。剛到柏林大學,普朗克就講了相對論,他沒聽懂,卻知道了相對論的重要意義。他打定主意,一放假就去伯爾尼大學向「愛因斯坦教授」求教。

  伯爾尼大學沒有愛因斯坦教授,伯爾尼專利局裡倒有一位愛因斯坦公務員,勞厄愣了。

  趕到專利局,勞厄一頭撞上一個年輕人,在走廊裡來回踱步:一件格子襯衫,領子半豎半躺,頭髮亂得像團草,一撇不加修飾的小黑鬍子隨意地臥在上唇邊。

  專利局的走廊上空蕩蕩的。勞厄只好拉住眼前這位夢游般的先生。

  「愛因斯坦博士在哪裡辦公?」勞厄問。

  夢遊人半天才領悟這句話的含義,大眼睛裡泛出柔和的歉意。

  「對不起,在下正是。」

  勞厄驚訝了,但很快就笑了。相對論的創立者應該是這樣的人。

  幾分鐘後,一對同齡人在一家小餐館的桌旁坐了下來,開始了他們的終身友誼。

  勞布到伯爾尼拜會愛因斯坦的場面更有趣。當時,愛因斯坦正跪在地上生煤爐,聽說勞布請教物理學問題,他攤開兩隻烏黑的手,天生的幽默感又來了:「你看,我和人談輻射,可是這個倒黴爐子,就怎麼也輻射不出熱來。」

  伯爾尼對物理學家們產生了吸引力。連普朗克教授也打算到伯爾尼來。1907年7月6日,他寫信給愛因斯坦:「明年我可能到瑞士度假。雖然還很遙遠,可是想到能和你會面,心裡很高興。」

  此時,上帝也睜開了眼睛。

  一個百年難遇的天才難道就讓他這一輩子當個平凡的公務員嗎?

  1907年,蘇黎世聯邦工業大學的克萊納教授寫信給愛因斯坦,建議他向伯爾尼大學申請「編外講師」的職位,然後再申請蘇黎世聯邦工業大學的教授職位。因為按當時的規定,先要當一段時間沒有薪水的「編外講師」,才能被任命為教授。

  所謂編外講師不是教師職位,大學或其他任何官方機關不發給薪金。成為編外講師只是說有資格在受聘的大學裡講課。唯一的報酬是每門課程聽課的人所付的極少的聽課費。那時常有人說,只有本身富有的人或者與富人聯姻的人,才可以考慮以大學任教為職業。這兩者愛因斯坦都不具備,也許這就是他雖然早就想謀求這種職位而又未積極行動的原因吧。

  不過,到了1907年,他終於決定,在專利局工作的同時,提出到大學任教的申請。6月17日,他寄了一封信給伯爾尼州當局,內附他的博士論文以及已經發表的17篇論文的副本、所學的全部課程簡介。討論這件事時,有幾位教師發言表示贊同,但是實驗物理學教授表示反對。不知什麼原因,愛因斯坦忘記按照要求,隨申請一道寄去一篇授課資格的文章,即還不曾發表過的科學文章。愛因斯坦的申請被否決了,整個事也就耽擱下來。一向豁達的愛因斯坦不知怎麼突然急了,在大學吃了閉門羹後,竟又為中學教師的職務奔波了。

  他給溫德都爾技術學校寫信,給州立蘇黎世中學寫信。當時在瑞士、法國等歐洲國家,中學教師社會地位比較高,也稱為「教授」。愛因斯坦大概想以中學為跳板,沖進大學裡去。不懂世故的愛因斯坦接二連三地寫信請教格羅斯曼和勞布,問他們求職的人應不應該上門拜訪校長呢?是不是應該當面向校長陳述自己的教書才能和優良品格呢?

  1908年1月,在給格羅斯曼的信中說:「我可不可以到您那兒去,口頭說明我作為教師和公民的值得稱讚的人格?或許我不會給人以壞印象吧?我如果在那種情況下吹捧自己的科學論文有意義嗎?」

  或許他再也沒有申請,或許他又遭到拒絕,反正到中學求職的事又不了了之。

  忽然,在1908年2月28日,愛因斯坦收到一封信,通知他的申請被伯爾尼大學接受了,並授與他教課的權利。

  愛因斯坦終於成了學術界的一員。

  專利局的工作迫使愛因斯坦只能在零星時間裡講課。

  1908年夏季學期,每星期六和每星期二的上午7點到8點,他給三位朋友,包括貝索在內,講熱運動論。第二次也是最後一次課程是在1908—1909年的冬季學期。每星期三晚上從6點到7點向四位聽者講課。

  當時,愛因斯坦的妹妹瑪雅正好來伯爾尼寫學位論文,她想看看哥哥是怎樣上課的。她鼓足勇氣跑去問看門人:「愛因斯坦博士在哪個教室上課?」

  看門人把這位衣著整潔的女士上上下下打量了一番,問她是博士的什麼人。她說是妹妹。看門人「喲」了一聲,說:「原來那個俄國人就是你哥哥呀!他們一共只有五個人,在三樓。」

  那位看門人之所以把愛因斯坦叫做俄國人,是因為猶太人窮的多,東方來的猶太人尤其窮,俄國是最東方了,所以他看到愛因斯坦永遠是一套臃腫的、說不清什麼顏色的舊格子衣服,就斷定他是俄國佬。

  上課的人數,看門人還說多了,其實只四個人:講師先生、兩個20歲上下的大學生、加上滿臉大鬍子的貝索。他們都騎在課桌上,嘴裡叼著煙斗、雪茄,比手劃腳,你一言我一語,爭論得熱火朝天。這是瑪雅從三樓那間小教室的門縫裡親眼看到的情景。

  有一次,克萊納教授也到伯爾尼來看看自己推薦的人是怎樣上課的。他出其不意地出現在教室裡,講師先生當然只好回到黑板跟前去了。他出神地站在那裡,沉默了好久。他拿起黑板擦,擦掉黑板上的一行公式,又寫下一行公式。愛因斯坦對他僅有的幾個聽眾說,中間的幾步運算不寫了,因為很抱歉,這兩天正在想一個有趣的問題,所以把這幾步忘了,大家回去可以自己推導一下,結論肯定是不會出錯的。

  克萊納驚呆了,雖然他早知道愛因斯坦與眾不同的個性。但這畢竟與學府風範相去太遠了,他不得不告誡愛因斯坦:

  第一,要注意高等學府的禮儀;

  第二,要注意講課的條理性和系統性;

  第三,……

  ……

  愛因斯坦那雙棕色眼睛裡全是困惑,他不謹。克萊納擺擺手,說:「算了,回家吧!」

  克萊納深知以常規來衡量愛因斯坦是行不通的,天才的個性總是難以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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