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蘇關係內幕紀實(15)_彼得·瓊斯

一五

　　1962年12月31日，《人民日報》在發表的另一篇題為《陶裡亞蒂同志同我們的分歧》的長篇文章中，重複了上述許多爭論。這篇文章堅持認為，中國共產黨關於戰爭問題的觀點就是1960年莫斯科聲明所表達的觀點，並且譴責了陶裡亞蒂的「資產階級和平主義」的觀點。關於古巴危機，文章指出：「我們從來不認為，玩弄核武器作為解決國際爭端的手段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態度。我們也從來不認為，在加勒比海危機中避免熱核戰爭就是『慕尼黑』。但是，我們過去堅決反對（現在堅決反對，將來也堅決反對）用犧牲別國主權的辦法，去換取同帝國主義的妥協。」文章斷言，「陶裡亞蒂和某些同志〔顯然是指赫魯曉夫——作者注〕離開馬克思列寧主義……有多麼遠，從他們最近同南斯拉夫修正主義集團打得火熱的種種事實上更加暴露出來。」《人民日報》堅決主張，莫斯科聲明中對南斯拉夫政策的譴責仍然對各個共產黨具有約束力。

　　到1963年1月7日《真理報》所發表的一篇長達一萬字的文章為止，蘇聯領導人最充分地暴露出了自己的態度。《真理報》以把帝國主義描述為「紙老虎」這樣的語言，「只能在人民中間引起自滿情緒和削弱他們的警惕性」為藉口，為與赫魯曉夫在1962年12月12日的講話相一致的蘇聯外交政策辯護，並再次譴責了把帝國主義描述為「紙老虎」的觀點。

　　當文章堅持認為蘇聯黨仍然贊同莫斯科聲明時評論到，「一些人只是片面地強調反對修正主義的鬥爭，並且時時詆毀創造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為修正主義。」文章繼續譴責阿爾巴尼亞領導人和「那些支持他們的人」，由於他們自己發動了「一場對共產主義運動團結的無禮攻擊」，從而背離了莫斯科聲明的形式和精神，而蘇聯和南斯拉夫之間恢復友好關係正是為了促進這種團結。文章繼續指出：「最近，南斯拉夫共產黨及其領導人在國內外政策方面所採取的措施，消除了大量對建設南斯拉夫社會主義所抱的錯誤和有破壞性的觀點。那些斷言『資本主義已經在南斯拉夫復辟』的人……是故意地在撒謊。……蘇聯共產黨公開聲明，蘇聯共產黨同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同盟在若干意識形態問題上，仍然存在著分歧。但是，毫無疑問與南斯拉夫這個正在建議社會主義的國家恢復友好關係，能夠更快地有助於克服在若干意識形態問題上的分歧。……」

　　1963年1月27日《人民日報》的答覆文章引用了赫魯曉夫早些時候對南斯拉夫的攻擊，並譴責說：「我們不能理解，有些同志在過去對批判南斯拉夫修正主義採取了正確的立場，為什麼現在卻來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呢？」

　　§蘇聯共產黨與中國共產黨的會談

　　（1963年1～5月）在1963年1月15日至21日舉行的東德社會主義統一黨代表大會上，赫魯曉夫在為蘇聯的觀點進行辯護時，沒有直接提起中國。他呼籲「停止共產黨之間的攻擊」，並以立即召開世界共產黨會議將導致分裂的危險為藉口而反對立即召開這一會議。中國代表伍修權歡迎停止互相攻擊這個建議，但支持早日召開世界共產黨會議。但伍修權的講話被「呸」聲所數次淹沒，而南斯拉夫代表的發言則受到了熱烈的鼓掌歡迎。

　　1963年2月21日，蘇共中央在給中國共產黨的一封信中表達了對「正在動搖兄弟黨的團結的公開的持久的激烈爭論」的關心，並建議召開一個兩黨代表會議，為召開世界共產黨會議作準備。在答覆蘇聯的信件之前，中國共產黨加強了對他的對手的攻擊。

　　1963年2月27日《人民日報》①批評了蘇聯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宣稱它「有它的積極方面，也有它的消極方面」。文章認為，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內部分歧的公開化，起源於1959年9月的戴維營會談和塔斯社對印度邊界爭執的聲明，「當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遭到一個資本主義國家的武裝挑釁的時候，另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不但不指責發動武裝挑釁的反動派，反而指責自己的兄弟國家，這在歷史上倒真的是第一次。」「某些同志」攻擊中國黨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誣衊中國共產黨在國家領導方面實行『冒險主義』的政策」。布加勒斯特會議以後，「一些同志」對中國「施加經濟和政治的壓力」，「背信棄義，單方面撕毀了」「幾百個」「兄弟國家之間的協定和合同」。

　　〔①原文誤著為1963年2月26日——譯者注。〕

　　《人民日報》繼續指出，蘇聯不顧中國和解的嘗試，停止了對阿爾巴尼亞的經濟援助，並且干涉阿爾巴尼亞的內政。一種「無原則的妥協」，在古巴問題上起了作用，「一個兄弟社會主義國家」「不但在政治上支持尼赫魯政府的反華政策，而且以軍事物資供應尼赫魯政府」。對中國黨的攻擊在東德黨（德國統一社會黨）代表大會上達到了高峰，這次代表大會造成了「嚴重的分裂的危險」。文章結束時說，召開世界共產黨會議的必要先決條件，應把停止對中國黨和阿爾巴尼亞黨的攻擊與把南斯拉夫人定罪為「共產主義事業的叛徒」連在一起。

　　1963年2月28日至3月3日，《人民日報》連載發表了一篇十萬字的題為《再論陶裡亞蒂同志與我們的分歧》的文章，文章嘲笑蘇聯領導人害怕在蘇聯報刊上發表中國的文章

　　和干擾北京的無線電廣播。文章指責陶裡亞蒂的「修正主義」和「資產階級社會主義」，特別是指責他否定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而贊成議會方法。

　　1963年3月9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在答覆蘇聯党的信件時，重複了1962年4月7日信中提出的建議，並指出，中國共產黨在保留對公開攻擊答覆的權力時，將停止攻擊。3月30日，蘇聯黨答覆，建議會議可以在當年晚些時候在莫斯科召開。

　　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信在語調上是調和的，它譴責了「阿爾巴尼亞領導人的分裂活動」，但是指出，蘇聯黨2月份就提出與他們開始討論，而且現在仍然準備這樣做。關於南斯拉夫，信中聲明，「我們認為……它是社會主義國家，在同它的關係上，我們爭取南斯拉夫同社會主義大家庭接近，這是符合各兄弟黨的聯合世界上一切反帝力量的路線的。我們還考慮到最近在南斯拉夫的經濟上和社會政治生活中發生的一定的良好趨向。與此同時，蘇共也看到同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在一系列意識形態問題上的嚴重分歧，並且認為必須把這一點直接了當地告訴南斯拉夫同志。」

　　在呼籲停止攻擊時，信中指出，「我們可以講出不少東西，來保衛蘇共的列寧主義路線，保衛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共同方針，答覆中國報刊最近所發表的文章中毫無根據的攻擊。現在我們之所以不這樣做，那是因為我們不願意叫共產主義運動的敵人感到高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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