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達書庫 > 名人傳記 > 中共往事鉤沉·千秋功過 | 上頁 下頁
八六


  康生還親自向安子文專案組佈置,限期要安子文交代出有關銷毀敵偽檔案的具體情況和罪證。為此,又抓捕了許多無辜的人,對他們嚴刑逼供。

  馮基平戴著手銬,被專案組揪去批鬥審訊了半個月。馮基平氣憤地說,這純是誣陷和強加之罪,自己從未見過有關61人的檔案,安子文也從未向自己索要任何材料。

  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長劉擁也被揪到中組部。劉擁在被嚴刑逼供的半個月中,他不僅痛斥專案組強加給他的莫須有的罪名,還對那些被迫對質,不敢面對真實的人,沉痛而嘲諷地說:「我們應該接受1942年延安整風時,康生搞『搶救』運動的教訓。」劉擁始終頂住專案組的脅迫,表示自己「永遠都要實事求是,絕不胡編亂造,害人害己」。專案組咬定他是「頑固不化的走資派」,不時進行拳打腳踢。

  在劉擁身上未撈到「稻草」,「安子文專案組」又到獄中去圍攻楊獻珍,逼迫他揭發交代劉少奇和安子文銷毀敵偽檔案的「罪行」,並向楊獻珍指供說:安子文曾親自打電話給你,讓你到安子文家裡去看敵偽檔案中有關敵偽檔案的材料。看了一個下午未看完,安子文還讓你帶回家去看。

  楊獻珍越聽越覺得好笑。他清楚地知道自己1931年被捕後,敵人的審訊總共不過5分鐘,哪有那麼多的口供材料,竟然一個下午都未看完。楊獻珍看穿了審訊者的破綻和險惡用心,輕蔑地搖搖頭說:「絕無此事。」

  §安子文正氣昂然

  為了把「策劃」叛黨的罪名強加給劉少奇,江青、康生一夥又指使專案組去折磨安子文。專案組採取脅迫的手段,不僅要他證明劉少奇如何「策劃」叛黨、如何要他銷毀敵偽檔案,還要他偽造劉少奇是「叛徒」的材料。

  1967年4月,「安子文專案組」的頭頭,親自到監獄找安子文談話:「現在有件事等著你,只要你能證明劉少奇是叛徒,馬上就可以去釣魚臺和中央首長談話,現在汽車就在門口等著。」

  安子文輕蔑地問:「這位中央首長是否就是康生?」

  「是的。」

  「我在中央組織部工作了21年,從來沒有聽到任何人說過劉少奇是叛徒,也沒有看到過有關這方面的材料。」安子文斷然拒絕製造偽證。

  1968年1月,專案組負責人再次來到監獄誘勸道:「頭功已經有人立了。你若能補充證明劉少奇是叛徒,二等功也有很大的好處嘛。你難道不願和自己的老婆孩子見面嗎?」

  安子文憤慨地說:「我不僅想同家人見面團聚,更想為黨工作。可是我不知道劉少奇是叛徒,有什麼法子呢?」專案組負責人立即「誘導」他,扳著手指歷數劉少奇四次「叛變」的經過。安子文聽後鄙夷地說:「你既然自己都知道,就自己寫吧。」

  勸誘不成,專案組又用手銬腳鐐相威脅,安子文從容鎮靜地說:「手銬腳鐐對我不起作用。不戴,我是這樣講;給我帶上,我還是這樣講。」

  為了強迫安子文提供偽證和承認自己是「叛徒」,他在被野蠻殘暴的折磨揪鬥之外,又被關進了秦城監獄,遭受了無休無止的刑訊逼供。在提審目錄上記載著:1968年8個月中,安子文被「提審了108次;從1969年到1970年9月中旬,又提審了216次」。不管審訊揪鬥如何頻繁殘忍,安子文堅強不屈,始個共產黨員的浩然正氣。

  §「中央文革小組」定案

  為了徹底打倒劉少奇,康生在把虛構的一條反動的政治路線強加給劉少奇的同時,又把一條反動的招降納叛的組織路線,也栽贓在劉少奇的頭上。

  康生心懷叵測地說:「北京這60幾個人,只是劉少奇叛黨和招降納叛組織路線的一個例子。」因此,他在煽動南開大學紅衛兵抓叛徒的同時,還策劃各機關、學校的造反派,都捲入「抓叛徒」的漩渦。

  1967年5月6日,康生接見中央組織部全體人員時講話說:「南開八一八,北航紅旗,他們組織了三六專案抓叛徒聯合調查團,應該向他們學習。」從此,各種名稱的抓叛徒組織,風靡全國。在康生的策劃下,不僅揪出了北平軍人反省院(草嵐子監獄)關押過的「北方叛徒集團」,而且還揪出了「南方叛徒集團」、「開封監獄叛徒集團」、「太原監獄叛徒集團」、「新疆監獄叛徒集團」。通過各種輿論工具,公然憑空捏造,說什麼:「劉少奇叛徒集團以原北方局叛徒集團為基礎,……拼成了一個全國性的大叛徒網,遍佈於京津、西北、東北、華北、西南、中南各地。其中以京津、西北、中南為中心。京津地區是他們準備搞篡黨篡軍篡政,實行宮廷政變的據點,西北是他們糾集儲備訓練反革命勢力的後方,中南是他們裡通外國勾結美帝的前哨。」

  1936年,已經侵佔了東北的日本侵略者,正在伸手華北、平津,民族危亡迫在眉睫,地平線上還看不到新中國的曙光。

  而劉少奇竟然周密地「策劃」了一個在新中國成立之後,遍佈全國各地,準備實行宮廷政變的「大叛徒網」。既然在1936年就作好了周密的「策劃」,為何在30年的長時間裡不聲不響,而要等待著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推進死亡的漩渦呢!多麼矛盾的神話!

  正是通過大量的逼、供、信,在党的正常生活和黨中央正常領導遭到破壞、「中央文革小組」權力無限膨脹的情況下,1967年3月16日,以中共中央名義向全黨發的(67)96號文件,轉發和肯定了彭真專案組辦公室3月7日寫的《關於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楊獻珍等人自首叛黨問題的初步調查》。這個所謂《調查》,完全違背歷史事實地誣陷61人「本來就企圖叛黨保命」,而「叛黨出獄」又是劉少奇「背著黨中央」、「背著毛主席」「策劃和組織的」。康生一夥還採用偷樑換柱的手法,把毛澤東於1967年1月31日在譚震林1月28日《關於農民運動情況報告》上的一段批示「黨政軍民學,工廠、農村、商業內部都混入了少數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變節分子。這次運動中,這些人大部分自己跳出來是大好事。應由革命群眾認真查明,徹底批判」,斬頭去尾,塞進了這份調查報告中,冒充是毛澤東專門對61人問題的批示,藉以混淆視聽,盅惑和愚弄群眾。

  從此,由康生一夥製造的大假案,便成了經過毛澤東確認、黨中央規定、紅頭文件載過、如釘釘木,永遠不能改變的鐵案。

  「61人叛徒集團案」就這樣鑄成了。

  也正是以此為契機,毛澤東改變了原來還把劉少奇當人民內部矛盾看待的態度,下定了徹底打倒劉少奇的決心,林彪、江青、康生一夥的陰謀得以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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