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往事鉤沉·千秋功過(72)

七二

　　第二天，毛澤東又講話說，這裡有兩本書，一本是憲法，我有公民權，一本是黨章，我有黨民權利。現在你們一個人不讓我來開會，一個人不讓我講話。於是矛盾公開化了。

　　會後幾位老同志找劉少奇談話，批評他在會上插話，對毛主席不夠尊重。

　　後來在中央政治局生活會上，劉少奇專門作了檢討，但毛澤東也不滿意。他認為劉少奇的問題不是尊重不尊重的問題，而是重大原則問題。按毛澤東後來與斯諾談話的說法，「基本上是修正主義和反修正主義問題」。加上毛澤東不適當地總結了赫魯曉夫反斯大林的教訓，於是，他決心要在政治上把劉少奇「搞掉」。

　　毛澤東同劉少奇的分歧既不是個人恩怨，也不是權力之爭。劉少奇一向很尊重毛澤東，在主持工作時，所有的大事都請示毛澤東，曾有一種說法，認為劉少奇當時要向蘇聯「修正主義」投降，主張派人參加蘇聯共產黨的第二十三次代表大會。而事實是：蘇共準備於1966年3月召開二十三大，發來邀請電。在京的政治局委員經開會研究認為應派人參加，不派正式代表，派兩個觀察員也行。劉少奇說，此事需請示毛主席。因毛澤東不同意，就沒有派代表團。

　　而造成分歧的關鍵是毛澤東晚年驕傲了，淩駕於中央之上，又很自信，認為自己的一套是完全正確的。他從自己的「左」傾錯誤觀點出發，把劉少奇的一些正確意見誤認為是復辟資本主義，誤認為是修正主義復辟。

　　1965年11月發表的姚文元批《海瑞罷官》的文章，暗含著對劉少奇的批判，雖然當時很多人都沒看出來，包括劉少奇本人在內。

　　後來批「三家村」，批《燕山夜話》，批《前線》，批北京市委，矛頭所指日益明顯，但當時還並不明確。

　　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了《五一六通知》，要求全黨「高舉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大旗，徹底揭露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所謂『學術權威』的資產階級反動立場，徹底批判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的資產階級反動思想。奪取在這些領域中的領導權。」

　　「與此同時，批判混進黨裡、政府裡、軍隊裡以及文化領域各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清洗這些人，有的要調動他們的職務。」文件反映了毛澤東藉以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嚴重「左」傾觀點。

　　劉少奇對《五一六通知》的精神不甚了了，他在會上談了學習毛澤東思想、開展文化革命的意義等等，並對自己工作中的缺點錯誤以及在一些問題上與毛澤東不夠一致的地方作了自我批評。

　　在談到對文化革命的認識時，他說：「對這個問題，我們過去是糊塗的，很不理解、很不認真、很不得力，包括我在內。我最近這個時期對於文化革命的材料看得很少，生了一次病，出了一次國，很多材料沒有看，接不上頭。」

　　這便是當時劉少奇對發動「文革」很不理解的真實心態。

　　§「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從北京大學燃燒

　　1966年5月24日，北京大學貼出了一張大字報，作者是以哲學系黨總支書記聶元梓為首的7人。而此時，《五一六通知》剛傳達不久，除了聶元梓這樣的中層黨組織負責人外，普通黨員及廣大群眾還不知其內容。這張大字報點名批判了北京市委大學工作部副部長宋碩和北京大學校長兼黨委書記陸平，運用手中的權力壓制群眾運動，並且矛頭直指以彭真為首的北京市委。

　　在聶元梓的大字報貼出之前，周恩來曾針對北京大學有幾十個國家留學生的特殊情況，提出北大的「文化大革命」運動要慎重。搞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要注意內外有別。而聶元梓敢置總理的指示于不顧，完全是「中央文革小組」顧問康生一手操縱的結果。

　　康生早就摸透了毛澤東要開展「文化大革命」的意圖。

　　《五一六通知》一發出，為迎合毛澤東「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的奇想，康生決定從北京大學點火，繼而朝上攻。他派他的老婆曹軼歐到北大密謀活動。從批判北大黨委開始，進而搞垮北京市委，直向「睡在我們身邊的赫魯曉夫」開火。

　　曹軼歐到北大後，表面上是瞭解開展「文化大革命」的情況，暗地卻避開北大黨委，開始「策劃于密室，點火於基層」的陰謀活動。她先找到法律系主任陳守一，要陳整理陸平等人的材料。但陳對無中生有的栽贓陷害斷然拒絕。曹碰壁後，便選中了權慾薰心的聶元梓。

　　聶元梓在「四清」運動中的過左做法，曾受到陸平的批評，而市委書記彭真也支持陸平。於是聶元梓懷恨在心，現得到「中央文革」顧問康生的支持，便聯合哲學系一些人，炮製了《宋碩、陸平、彭佩雲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幹了些什麼？》的大字報。

　　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出現後，北大師生紛紛批評聶元梓，而且周恩來總理和新任北京市委第一書記李雪峰也批評了聶元梓，使聶等人惶惶不安。

　　老奸巨滑的康生怕露出馬腳，立即讓曹軼歐拿走大字報底稿，並背著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把它密報給正在杭州的毛澤東。

　　6月1日，在杭州的毛澤東看了大字報底稿後寫上：「此文可由新華社全文廣播，在全國報刊發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學這個反對堡壘從此可以打破。」

　　當天下午，康生、陳伯達緊急下令，在當晚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全文播放了這張大字報。

　　這張大字報的發表，北大師生十分意外，全國也為之震動，連中央高層領導也不知所以。陳毅吃驚地問周恩來：「這麼大的舉動，怎麼不先給個通知？」周恩來答說：「我也是在臨近放廣播前才接到康生的電話通知，今晚由中央電臺向全國播出。」

　　大字報播出後，康生心中的石頭落下了，他在北大30樓和32樓之間的空場上，得意地說：「大字報一廣播，聶元梓解放了。我也解放了。」

　　6月2日，《人民日報》以《北京大學七同志一張大字報揭穿一個大陰謀》為題，說「陸平、彭佩雲等人多年把持的北京大學」，「不是真共產黨，而是偽共產黨，是修正主義的黨。」之後，陸平等人被撤銷了一切領導職務。

　　在《人民日報》的煽動下，全國各地報刊也登載了各界人士支持聶元梓大字報的文章。於是「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在全國燃燒了起來。

　　§劉少奇和毛澤東的想法相左

　　學校的動亂開始升級。反對校黨委或黨支部，批判專家、學者、權威的所謂「革命行動」在高等學校十分普遍。幾天後許多學校的領導及教學基本癱瘓。

　　毛澤東當時未回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劉少奇就即陷入應付混亂局面的繁忙之中。6月3日，他主持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聽取了新任北京市委書記李雪峰關於北京地區運動情況的彙報。劉少奇指出，應使北京市大中學校有良好的秩序，要使運動步入軌道。同時擬定了對運動的《八條指示》，力圖控制混亂局面。

　　為儘快控制動盪局勢，劉少奇、鄧小平等中央領導還考慮沿用過去運動中常用的派工作組的辦法，決定參照對北京大學的做法，向北京各大學、中學派出工作組，要中央有關部門及軍隊抽調幹部組成工作組，由北京新市委介紹到各學校。

　　此後，許多省市、自治區也仿照北京的做法，相繼向當地一些學校派出工作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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