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往事鉤沉·千秋功過(27)

二七

　　張克勤交待的第二日，西北公學召開了全校師生大會，延安各機關、團體、學校也派代表參加了。張克勤在講臺上，泣不成聲地說：「我是一個罪人！」接著痛哭流涕地向大會介紹自己如何加入甘肅假共產黨，怎樣受國民黨派遣到延安搞特務活動。還控訴國民黨特務使自己受騙上當，感謝黨組織對自己的挽救，決心重新做人。

　　§十幾個省市地下黨組織負責人成了國民黨特務

　　在隨後的審問中，張克勤還交待出十幾個人。特務張克勤的發現震動了延安城：既有張克勤，就可能有王克勤，趙克勤，延安機關、學校這麼多，各地來的人都有，鑒於這種情況，為打擊敵人的陰謀破壞活動，純潔党的幹部隊伍，黨中央決定對全黨幹部的政治歷史作一次全面審查。中共中央發佈了「審幹指示」，毛澤東在1942年11月的一次幹部會議上，明確指出，整風的任務是將半條心的人們轉變為一條心；

　　審查幹部的任務就是將兩條心的人們轉變為一條心，弄清革命與反革命。

　　1942年12月，審查幹部的運動正式開展起來了。

　　對甘肅黨組織的懷疑引出了對張克勤的懷疑，而張克勤的交待又「證實」了甘肅黨組織是打著紅旗破壞共產黨的假共產黨組織。於是甘肅地下黨組織在審幹一開始就成為重點。

　　甘肅黨被認定是重災區。靠近陝甘寧邊區的隴東在審幹中首當其衝。所有地下黨員全部被捕，被押往延安審查。他們被迫承認自己是特務，是奸細，並在嚴刑拷打之下，亂供一氣。因此，1943年3月，中共甘肅省工委領導孫作賓、李鐵乾等在延安、隴東的近40名甘肅地下黨員全部被捕，押往延安，一些地下黨員的家屬和二三歲的小孩也隨大人被關押。

　　康生此時大肆宣揚：對大後方的黨組織不能不重新估計，對延安的特務分子數目也得到了一個解答；使我們的右傾思想有了觸動。「紅旗政策是國民黨在其統治區對共產黨實行內奸政策的新策略。」

　　康生「破獲」甘肅「紅旗黨」案，十分興奮，開始對所有國統區共產黨組織表示懷疑。

　　不久河南地下党也被康生打成了「紅旗黨」。

　　原在延安參加整風學習的河南省委書記張維幀被審查。

　　緊接著，中共中央通知現任河南省委書記王志傑、宣傳部長郭曉棠和一批黨員幹部到延安接受審查。

　　王志傑、郭曉棠一到延安立即被隔離審查。隨後二人又被開除黨籍。

　　在審幹中，河南省委上到書記，下至一般幹部，凡與河南地下黨有關係的同志，甚至從河南來的黨外幹部、家屬以及13歲的孩子都未逃脫被當作「紅旗黨」挨批的厄運。他們大多數被打成「特務」「叛徒」、「奸細」。

　　王志傑直到抗戰勝利後才被恢復黨籍。郭曉棠的黨籍拖到1950年才恢復，直到1956年才分配了適當的工作。「文化大革命」時，郭曉棠成為河南省第一個被點名批判的人，在殘酷迫害中含冤而去。

　　在康生的鼓動及操縱下，被打成「紅旗黨」的地下黨組織，除甘肅、河南之外，還有湖北、湖南、雲南、貴州、四川、浙江、陝西等共10個省市黨組織，這些地區黨組織的主要負責人和一大批黨員幹部都被打成「特務」、「叛徒」。

　　§延安掀起了「坦白運動」高潮

　　在大打「紅旗黨」的同時，延安的少數機關、學校也開始了內部審幹。

　　康生把張克勤作為典型：到處現身說法，試圖帶出新的典型。

　　1943年4月19日後，延安掀起一股群眾性的「坦白運動」及「搶救失足者運動」的高潮。

　　4月9日—12日，延安召開了中央直屬機關幹部2萬多人參加的大會，大會由社會部部長、整風運動總學習委員會副主任康生親自主持。胸佩大紅花的張克勤站在講臺上痛哭流涕地講了自己如何加入特務組織，如何被挽救的經歷及感受，使與會者大受感動與鼓舞。隨後，康生大談延安還有許許多多的「張克勤」，號召這些「張克勤」起來悔過自新。

　　這次大會使審幹運動急速發展。審幹運動從內部少數機關、學校小範圍的運動竟發展成了公開性大規模的群眾性反特鬥爭運動。

　　為了推動及促進各單位的「坦白運動」，康生讓「坦白典型」張克勤騎上高頭大馬，胸掛大紅花，先後到中央大禮堂、八路軍大禮堂、綏德抗大總校、綏德師範等單位作巡迴「坦白運動」報告。

　　於是，各單位、各系統又掀起了「坦白運動」高潮，延安行政學院有一個班的一個小組的成員全部「坦白」是叛徒、特務、反革命。他們買來紅棗、花生，開慶祝大會，邀請其他還沒「坦白」的小組參加。「坦白」的學員一起暢談「坦白」的思想過程，動員、啟發尚未「坦白」的學員。有的單位領導為本單位沒人「坦白」而坐立不安。邊區政府所轄的總務處，有一批出身貧苦農民家庭，政治歷史清白，文化程度低的勤雜工人，他們說沒什麼問題可以「坦白」的，但卻使他們的上司總務處長無計可施。這些工人見老處長這樣苦惱，為幫助平常待他們不錯的上司，決定全體去「坦白」。

　　「坦白」後，老處長眉開臉笑，工人們也戴上了大紅花，沒有絲毫壓力。

　　在西北公學的一次「坦白」會上，主持人看著坐在大禮堂的人員，一個一個地看，看著誰像，就讓誰承認是「特務」，上臺「坦白」。

　　知識分子成為「坦白運動」中的重要對象。

　　抗戰時期，許多青年知識分子從各地彙集延安，延安成為知識分子比較集中的地方。「搶救運動」開始後，這些知識分子大多成為被搶救的對象。因為，知識分子在家庭出身、生活習慣、社會經歷、思想作風等許多方面，和工農同志存在相當大的距離。因此，在工農幹部的眼中，知識分子的歷史就有許多不能解釋的問題。知識分子由於參加革命時間的長短、前後不一致，參加革命時間較長、較早的知識分子能在生活習慣、思想認識等方面注意改造自己，逐漸縮小與工農幹部的距離，新參加革命的知識分子和工農同志的差距要大一些，會暴露一些小資產階級的弱點。

　　在「搶救運動」中，負責審查知識分子的大多數是工農幹部。他們認為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有動搖性，不是無產階級可靠的同盟軍。基於這種見識，他們自覺地或不自覺地對知識分子「另眼相看。」

　　當時被「搶救」的知識分子占總數的90％以上。綏德師範「搶救」的人員達230人，占全校師生的73％。

　　「坦白」出來的「特務」、「叛徒」、反革命分子日漸增多，幾乎到了人人自危的地步。

　　康生不僅不認為這是運動指導方針的錯誤，反而當作自己的成績沾沾自喜。

　　在康生等搞的所謂「搶救運動」日益擴大且「收穫」很大的情況下，中共中央對特務的滲透作了過於嚴重的估計。

　　1943年4月3日，中共中央發佈《關於連續開展整風運動的決定》，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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