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往事鉤沉·千秋功過(9)

九

　　1931年1月，中共蘇維埃區域中央局成立，這個新的領導集體建立後的一個重要工作就是處理富田事變。結論很快就作出了。中央局成立的第二天作出了《對富田事變的決議》，認為事變客觀上是反革命行動，但在組織上不能證明他們全是AB團取消派。表示「完全同意總前委對富田事變所採取的鬥爭路線」，決定將「富田事變的首領段良弼、李伯芳、謝漢昌、劉敵、金萬邦等人開除黨籍」。決議要求今後「絕對不能隨便亂打亂殺」，「不能隨便叫人亂供亂咬，亂加逮捕」。

　　2月19日，中央局發佈第11號《通告》，明確表示：「根據過去贛西南的鬥爭歷史與黨的組織基礎以及富田事變的客觀行動事實，不能肯定說富田事變即是AB團取消派的暴動，更不能證明領導富田事變的全部人純粹是AB團取消派，這種分析和決議正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唯物辯證法的運用。」

　　富田事變發生後，紅一方面軍總前委召開了緊急會議，認定富田事變是AB團、取消派合作的叛變，並作出了決議。

　　富田事變發生後，紅二十軍在河西一帶活動期間，沒有和敵人聯繫，更沒有任何人投降敵人，卻大力發動群眾，組織群眾，將遊擊隊編成一七五團，準備攻打吉安。他們把事變經過向贛西特委書記王懷仁彙報了一遍，王懷仁聽後，認為富田事變不是反革命暴動，是路線分歧。最初，總前委將其認定為反革命暴動，而後項英主持中央局工作後，發出了通告：

　　不能肯定富田事變是AB團取消派的暴動……富田事變是由黨內無原則派別糾紛演進而成的。

　　在「通告」發出的同時，項英又以中央局的名義，通知贛西特委與紅二十軍黨委，要他們馬上停止黨內攻擊，等待處理。並責成曾炳春到永新一帶，把紅二十軍帶到河東，並通知贛西特委和參加富田事變的領導人，到甯都黃陸蘇區中央局開會，以黨內會議方法解決分歧。謝漢昌、劉敵、李伯芳等人均遵指示，到達黃陂，參加了中央局的會議。謝漢昌等人都在會上認真檢討了自己。項英認為檢討得不錯，而後派段良弼赴上海向中共中央彙報富田事變情況。

　　段良弼到上海後，中共四中全會已開完，因此王明等已掌握中共大權，由於富田事變當事人大都是贛西南擁護立三路線的，王明等十分惱火。於是，中共中央向紅軍第一方面軍總前委、江西省委、各特委、各地方黨部發出《關於肅清蘇區反革命派與富田事變》的通知。並指定任弼時、王稼祥、顧作霖三人為中央代表團，任弼時為團長，從上海直奔福建。

　　「三人團」到達中央蘇區的時候，朱、毛正策劃如何進行第二次反「圍剿」，並為此召開了中央局會議。

　　會上對如何反「圍剿」爭論不休。因有人在會上提出斯大林的指示，說斯大林曾講過，四川是中國最理想的革命根據地，所以這些人主張放棄江西蘇區，轉移至四川建設蘇區。

　　有人則提出仍在江西。會議開了三天，雙方爭執不下，最後，便召開擴大會議，彭德懷、黃公略、滕代遠、羅炳輝、羅榮桓、林彪均參加了會議，他們都同意毛澤東的誘敵深入，在運動中殲滅敵人的作戰方針。這時，任弼時、王稼祥、顧作霖三人到了青塘。因他們是中央代表團，又帶來了四中全會的文件，於是，中央局的擴大會議繼續進行。首先由中央代表團傳達六屆四中全會精神及中央對於形勢的估計；發表關於富田事變的意見。並通過五個決議，即：接受國際來信及四中全會決議的決議；土地問題的決議；關於一、三軍團工作總結的決議；關於富田事變的決議；CY工作的決議。

　　決議的中心思想是批評蘇區中央局是在立三路線下成立的，成立之後的路線又是三中全會的調和主義路線，因此，對蘇區中央局要進行改造。會後，蘇區中央局擴大會議發出了決議第一號：《接受國際來信及四中全會決議的決議》。內稱第三，從二全會議到富田事變。二全會議，就是立三路線領導的會議，實際上是AB團操縱向黨進攻。二全會議後立三路線便完全統治了江西的黨，動搖了平均分配土地的原則，把地方武裝集中到二十軍、卅五軍，拋棄蘇區的鞏固工作，冒進地攻打中心城市，對於一方面軍前委的批評，「是同時擴大，同時深入，是十足的農民意識。」「先打吉安，後打九江，是斷送中國革命高潮。」立三路線這樣的發狂，結果做了AB團一面好旗子，造成了反革命的富田事變。

　　蘇區中央局是在三中全會的調和路線之下成立的，它的路線，當然是對立三路線的調和路線……

　　再者中央局關於富田事變的解決，也是錯誤。中央局的通告說：「不能肯定富田事變是AB團取消派的暴動」，又說：「富田事變是由黨內無原則派別糾紛演進而成的」。這是模糊了富田事變的反革命性，沒有認清富田事變是AB團領導的、立三路線的一部分擁護者參加的反革命暴動，而用「黨內派別鬥爭」來解釋這個事變。這種解釋是非常錯誤的，脫離階級立場的，這種解釋是放鬆了反AB團的鬥爭，使AB團在這種錯誤的解釋之下，能繼續活動，繼續發展他們的組織，所以中央局的決定不僅是錯誤的，而且是非常危險的。

　　在目前這種形勢之下我們的主要任務是：

　　……

　　二、立刻規定鍛煉真正的鐵的工農紅軍的具體計劃，糾正過去工作的缺點與錯誤，改造軍事及政治幹部……肅清紅軍中的AB團及其他反動分子，並須堵絕一切反動分子重新混進紅軍的可能。

　　三、繼續改造蘇維埃政權，不僅要洗刷地主豪紳的子弟富農流氓等等，還要建立蘇維埃的經常工作，要在工作中去獲得群眾的更高信仰。

　　……

　　六、加緊肅反工作，以求徹底消滅一切反革命派別。

　　中央局擴大會議後，毛澤東、朱德等到了前方，中央局由項英、王稼祥、任弼時三人主持工作，項英任代理書記，任弼時、顧作霖被任命為蘇區中央局委員，分任中央局組織部長與宣傳部長，王稼祥任政治保衛處處長。此時，富田事變的性質已成敵我矛盾，成為反革命暴亂事件。謝漢昌、劉敵、李伯芳等參加富田事變的人全被逮捕，並以「AB團」的罪名處決。

　　最後，連為建立紅二十軍作出貢獻的政委曾炳春、軍長劉鐵軍、後任的軍長肖大鵬，也未能倖免。紅二十軍剩下的戰士，編入了紅七軍。

　　王明把持的中共中央將富田事變定為反革命事件性質後，立即將處理決議發到全國各蘇區。使蘇區內肅反擴大化之火，迅速點燃，各級肅反委員會相繼成立。在江西中央蘇區，肅反擴大化於1931年達到高潮。就在這時，周恩來到了江西蘇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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