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往事鉤沉·誰主沉浮(70)

七〇

　　於是她被帶到清華園準備批鬥，並被逼寫下了四點保證。

　　整整一夜劉少奇和孩子都在家中等待著她的歸來。直至淩晨前，在總理的干預下，王光美才被護送了回來，劉少奇見到她，只說了一句話：「平平、亭亭哭了。」江青終於達到了她的目的—利用家人、父母、兒女間的親情，來摧殘劉少奇和王光美。

　　這雖是一場虛驚，但想來卻叫人毛骨悚然。第二天起，北京各家「紅衛兵」小報以醒目的標題刊載了「智擒王光美」的經過。面對著青年學生的驕狂氣焰，劉少奇一家猶如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

　　§劉少奇向毛澤東提出的幾項請求

　　1967年1月13日深夜，一輛華沙牌小汽車悄然無聲地駛到人民大會堂前停住了。劉少奇從車上走下來，快步邁進了那熟悉的大門—他是被接來同毛澤東談話的。

　　一見面，毛澤東就關切地問：「平平的腿好點了嗎？」

　　劉少奇苦笑了一下說：「根本沒那回事，是個騙局！」

　　兩個老戰友在這樣的一個特定的歷史環境下見面，雙方都各有一番滋味在心頭。他們避開了「工作」這個過去最平常，而今卻最微妙的話題。劉少奇承認自己犯了錯誤，接著，鄭重地向毛澤東提出了經過反復思考的要求：一、這次路線錯誤的責任在我，主要責任由我來負，廣大幹部是好的，特別是許多老幹部是党的寶貴財富，應儘快把他們解放出來；

　　二、辭去國家主席、中央常委和《毛澤東選集》編輯委員會主任的職務，和妻子兒女去延安或老家種地，以便儘早地結束「文化大革命」。

　　劉少奇的這段話是不是違心之言，我們無法判明了。但是，在這裡，我們想起了他在《共產黨員的修養》中講過的一段話：「他也可能有最高尚的自尊心、自愛心。為了黨和革命的利益，他對待同志最能寬大、容忍和『委曲求全』，甚至在必要的時候能夠忍受各種誤解和屈辱而毫無怨恨之心。」

　　毛澤東聽罷沉吟不語，只是不住在吸著煙。過了一會兒才建議劉少奇認真讀幾本書，還介紹了德國動物學家海格爾寫的《機械唯物主義》和法國18世紀哲學家狄德羅的《機械人》。臨別時，毛澤東親自送他到門口，輕聲說：「好好學習，保重身體。」

　　毛澤東的會見，是極端秘密的，但似乎也給這個家庭裡的成員和工作人員以一種美好的錯覺夢幻。然而，沒安穩兩天，中南海內的一些「造反派」，在江青、戚本禹的直接指使下，再次沖進劉家，讓劉少奇和王光美站在一張獨腿的桌子上接受批鬥，又一批新的「大字報」糊滿了院牆……

　　1月16日午夜之後，桌上的電話鈴清脆地響了起來。王光美接過話筒，立即聽出是周恩來的聲音：「光美嗎？要經得起考驗啊！」

　　在那雪壓冬雲的時刻，這親切的話語，包涵著多大的信任和同情！王光美按捺著起伏的心潮，只輕聲說了一句：「總理，你真好！」

　　誰知，這竟是最後一個打到這裡的電話。兩天以後，中南海電話局的「造反派」闖進劉少奇的辦公室，不容搭話，便把電話線扯斷了。從此，劉少奇與毛澤東、周恩來及中央政治局的一切聯繫都被切斷了。從此，劉家成了與世隔絕的「孤島」。

　　強權和抗暴永遠是一對孿生兄弟。劉少奇或許並不知道，就在20多天以後，在中國的神經中樞裡，爆發了自「文化大革命」開展以來的第一場抗擊邪惡捍衛正義的偉大鬥爭，以譚震林、陳毅、葉劍英、李先念、徐向前、聶榮臻等為代表的一批開國元勳挺身而出，同林彪、陳伯達、江青、張春橋之流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這就是震驚全國的「二月抗爭」。這場鬥爭是對他在道義上的強有力的支持，也是中國共產黨人和正義力量同黑暗勢力的一場殊死搏鬥。但是，當時這場鬥爭卻被誣為「二月逆流」。當這場抗爭被扼殺之後，那群沐猴而冠的小丑得意忘形，氣焰更加囂張，漫長的所謂「紅色恐怖」的可怕歷史，進一步展開了。

　　4月的一天，一輛小車駛進了一條僻靜的小巷，這裡「隔離」著中央組織部部長安子文，兩個專案人員是奉命來找他套取「證言」的，如今，「左派」大顧問要把劉少奇掃成「叛徒」，倘若搞到安子文這個幹了27年的組織工作的「要害人物」的一句證言，那「威力」可非同小可。

　　來人找到安子文，對他開門見山地說：「如果你寫個能證明劉少奇是大叛徒的材料，馬上就可以去鉤魚台和中央首長談話，車子就等在門口。」

　　安子文，這個30年代曾在北平草嵐子軍人監獄同反動派進行過英勇鬥爭的老布爾什維克，憑著敏銳的分辨力，一眼看穿了這句話背後的「潛臺詞」，他問道：「這位中央首長是否就是康生？」

　　「是！」

　　「請告訴你們的首長，我在中央組織部工作了21年，從來沒有聽說過劉少奇是個大叛徒，從未見到有哪一份材料說過劉少奇有過任何叛變行為！」安子文以一種組織工作者特有的準確而不容置疑的語氣回絕道。

　　專案人員沒想到會碰這樣的硬釘子，他們軟中帶硬地說：「你可要看清現在的形勢，好好想想吧！」

　　安子文卻平靜地說：「我還想什麼呢？釣魚臺我去過，紅旗車我坐過，我現在不想去，也不想見康生！」

　　兩人又磨了半天，一無所獲，恨恨而去。這是康生對安子文的第一次失敗的「勸降」，也是正義的力量同邪惡勢力以一種特殊的方式展開抗爭的開始！

　　對劉少奇的迫害正一級一級地升高，八屆十一中全會後，康生第一個把所謂「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案」提了出來。他責令「彭真專案小組」辦公室對這件事進行調查，並夥同「中央文革」的其他成員陳伯達、江青等人到處支持某些學校的「紅衛兵」揪批這批黨員。雖然有許多知情人提供了證據，證明這批黨員的清白。但中央文革小組的成員卻一而再，再而三地挑逗「紅衛兵」追究「六十一人叛徒案」。1967年3月16日，竊居當時「文化大革命」最高領導權，自認為是太上皇的「中央文革」，借用中央名義，以中發九十六號文件印發了《關於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楊獻珍等人自首叛變問題的初步調查》。據此，將六十一人定為「叛徒集團」。而作為此事件的最高具體負責人——劉少奇，自然就成了「叛徒頭子」。

　　在當時，對劉少奇的任何一點升級，又必然牽連上王光美。這或許是中國封建傳統中「株連」的延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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