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往事鉤沉·誰主沉浮(29)

二九

　　應當承認，抗戰爆發後，由於以國共兩黨為核心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的確出現了中華民族團結抗戰的新局面。但是，在國共兩黨堅持兩條不同抗戰路線的矛盾日益明顯後，把「保障繼續抗戰和爭取抗戰勝利的最主要的條件」，規定為建立「統一的國防政府」和「統一的國防軍隊」而不指出國民黨片面抗戰的危害，是不全面，也是和中共中央洛川會議精神不符合的。

　　早在王明回國前，中共中央政治局於8月22日至25日，在陝北洛川召開了擴大會議，通過了《中央關於目前形勢與黨的任務的決定》，其中明確提出：「今天爭取抗戰勝利的中心關鍵，在使已經發動的抗戰發展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戰。只有這種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戰，才能使抗戰得到最後的勝利。」

　　針對國民黨片面抗戰路線，決定還提出：「今天的抗戰，中間包含著極大的危險性。這主要的是由於國民黨還不願意發動全國人民參加抗戰。相反的，他們把抗戰看成只是政府的事，處處懼怕和限制人民的參戰運動，阻礙政府、軍隊同民眾結合起來，不給人民以抗日救國的民主權利，不去徹底改革政治機構，使政府成為全民族的國防政府。這種抗戰可能取得局部的勝利，然而絕不能取得最後的勝利。相反的，這種抗戰存在著嚴重失敗的可能。」

　　洛川會議還通過了毛澤東所寫的《為動員一切力量爭取抗戰勝利而鬥爭》，其中尖銳提出，雖然盧溝橋事變後，國民黨當局開始實行抗戰政策，也採取了一系列好措施，但在發動民眾和改革政治等問題上依然沒什麼轉變，對人民抗日運動基本上依然不肯開放，對政府機構依然不願作原則改變，對人民生活依然沒有改良的方針，對共產黨關係也沒進到真誠合作的程度。在如此亡國滅種的緊急關頭，國民黨如還因循上述政策不願迅速改變，將使抗戰蒙受絕大不利。」「只有全面的民族抗戰才能徹底戰勝日寇。然而要實現全面的民族抗戰，必須國民黨政府有全部的和徹底的轉變。」

　　洛川會議決定表明，共產黨人在統一戰線中的原則立場是正確的。

　　王明在十二月政治局會議上的報告卻盲目樂觀地認為：「雖然中國的政治制度距民主共和國的制度還遠，但人民開始有充分民主自由」，中國的政治制度已「開始民主化」。至於中國抗戰的弱點，王明在「四個月抗戰的經驗與教訓」部分中，以超脫的態度認為：「國共兩方及地方與中央相互態度的批評」，是北方及上海戰線上部分軍事失利和領土損失的重要原因。」

　　因此，王明在報告中不講國共兩黨兩條不同抗戰路線的原則區別，也不講中國共產黨必須在統一戰線中堅持獨立自主原則，而大肆宣揚國共兩黨要「共同負責，共同領導」，「共同奮鬥，互相幫助，共同發展」。認為「今天的中心問題是一切為了抗日，一切經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一切服從抗日」。王明還提出，建立一支「有統一指揮、統一紀律、統一武裝、統一供給和統一作戰計劃的真正全中國統一國家軍隊」，輕視党領導的遊擊戰。

　　王明還批評洛川會議過分強調獨立自主與解決民主、民生問題。他說：「過去提出國民黨是片面抗戰，是使他們害怕，要提出政府抗戰很好，要動員廣大人民來幫助抗戰。不要提得這樣尖銳，使人害怕。」還說：「沒有力量，空喊無產階級的領導，是不行的。空喊領導，只有嚇走同盟者。」

　　§毛澤東作了讓步

　　在十二月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仍然強調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堅持遊擊的方針，並且認為在國民黨與共產黨之間存在誰吸引誰的問題。但在多數同志贊成王明主張的情況下，毛澤東在王明指出的「國共兩黨共同負責、共同領導」的意見等方面適當做了一些讓步。

　　王明的主張能在十二月政治局會議上得到多數同志同意，是與斯大林和共產國際的影響及黨內一些同志對毛澤東堅持的我軍應實行「獨立自主的山地遊擊戰」的不同認識分不開的。

　　王明是以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及主席團委員的身份回國的。在回國前又受到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的接見，王明的報告自然代表了共產國際和斯大林的意見。

　　在中共作為共產國際支部的領導體制沒改變的情況下，王明的報告必然影響與會者的意見。

　　另外，黨內的一些軍事幹部從洛川會議後，就對洛川會議確定的「獨立自主的山地遊擊戰」原則等問題和毛澤東發生了意見分歧。

　　§毛澤東和王明的分歧

　　洛川會議後，毛澤東在9月12日致彭德懷電；9月16日致林彪電；9月21日致彭德懷電；9月25日致朱德、彭德懷、任弼時、周恩來電；同日致周恩來、劉少奇、楊尚昆電等一系列指示中，反復強調我軍必須堅持獨立自主的山地遊擊戰，不能採取運動戰，認為以我黨目前領導的軍事力量決不可和日軍打陣地戰、運動戰，應把工作重心放在放手發動群眾，通過山地遊擊戰，深入敵後，建立根據地。

　　毛澤東的這些主張是完全正確的。可是，面對日軍的猖狂進攻，一些軍事指揮員與中央負責人對毛澤東的這一方針一時難以理解。他們渴望打硬仗，主張把運動戰和遊擊戰結合起來，配合國民黨軍隊打幾個大勝仗，以提高抗日軍隊的士氣和振奮全國民心。王明在十二月政治局會議上的報告正好與黨內這些同志的願望相吻合，致使不少人傾向于王明的主張。

　　1945年6月10日，毛澤東在中共七大上作關於選舉候補中央委員問題的講話中曾回憶十二月會議的情形：「遵義會議以後，中央的領導路線是正確的，但中間也遭過波折。抗戰初期，十二月會議就是一次波折。十二月會議的情形，如果繼續下去，那將怎麼樣呢？有人說他奉共產國際命令回國，國內搞得不好，需要有一個新的方針。所謂新的方針，主要是在兩個問題上，就是統一戰線問題和戰爭問題。在統一戰線問題上，是要獨立自主還是不要或減弱獨立自主？在戰爭問題上，是獨立自主的山地遊擊戰還是運動戰？」

　　毛澤東和王明的分歧也給與會者留下了深刻印象。彭德懷在回憶中說：「我認真聽了毛主席和王明的講話，相同點是抗日，不同點是如何抗法。王明講話是以國際口吻出現的，其基本精神是抗日高於一切，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

　　「會議時間很長，似快天明才散會的。會議上的精神是不一致的。感覺回去不好傳達」。「回去傳達就只好說，毛主席是怎麼講，王明又怎麼講，讓它在實踐中去證明吧。」

　　§王明擅自發佈宣言

　　十二月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增補剛回國的王明、康生、陳雲任中央書記處書記。並決定，由王明、周恩來、博古、葉劍英組成中共中央代表團，負責和國民黨進行談判；由周恩來、博古、項英、董必武組成中共中央長江局，領導南部中國共產黨的工作；由項英、曾山、陳毅、方方、塗振農組成東南分局，項英任書記，領導新四軍工作。

　　這次會議對王明在黨內的特殊地位給予了一定程度的認可。會議決定成立中共七大籌備委員會，在適當時機召開黨的「七大」。並決定毛澤東為籌備委員會主席，王明為籌備委員會書記。

　　十二月政治局書記會議沒形成決議，但王明未經黨中央同意，於12月25日擅自發佈了《中共中央對時局的宣言》，其中提出，從盧溝橋事變以來，「開始形成了統一的國家政權和統一的國家軍隊」，要進一步建立「有統一指揮、統一紀律、統一武裝、統一待遇、統一作戰計劃的足夠數量的有新式武裝的和政治堅定的國防軍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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