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往事鉤沉·誰主沉浮(15)

一五

　　§「左」傾高潮

　　1929年11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決定，由周恩來制定新的中央的工作計劃。從這時起到1933年的3月初，中共中央的許多通告、文件，都出自周恩來之手。李立三隻為周的助手。向忠發依然是掛牌領袖。周恩來的思想比較溫和，因而，在中共「六大」後差不多近兩年時間，中國的革命力量是長足發展的。說明周恩來領導的中共這條航船的方向是正確的，是有成績的。到了1930年3月初，周恩來到莫斯科彙報工作，週一走，李立三便成了中共的主持人。李急於求成，一下就把中共引向了比瞿秋白盲動主義還「左」的航向。

　　從1928年至1930年，在中國國內，新老軍閥混戰沒有停止過，蔣介石雖然率領國民革命軍進行了第二次北伐，東北易幟南京，北洋系統的老軍閥們靠邊，但新軍閥又開始了相互的拼殺，先是蔣桂之戰，接著是蔣唐之戰、蔣馮之戰，到了1930年，又爆發了中原大戰。軍閥們頻繁的混戰，無力顧及中共，如果中共能正確的估計和利用新老軍閥混戰的形勢，可以最大限度地發展革命力量。但是，以李立三為實際領導的中共領導們，在共產國際的節制下過高估計了革命力量，錯誤地判斷了反動統治危機，結果，形成了冒險主義路線，把中共自「八七」會議以後所產生的「左」傾思想和情緒，推向了高峰。

　　從1930年3、4月起、李立三的「左」傾思想傾向就日益擴大。3月26日，李立三撰寫了《準備建立革命政權》，在《紅旗》上發表：

　　……就全國範圍內看來，革命的群眾鬥爭，工人、農民、士兵、紅軍，確實是一個普遍發展的形勢。從哈爾濱、唐山、天津以至武漢、上海、廈門、廣州、香港都是平衡地向前發展……在這樣的形勢下，怎樣去建立革命政權將要成為策略路線的中心問題……革命政權或許不能同時在全國範圍內取得勝利，而要首先建立一省或幾省的革命政權……一省或幾省的革命政權，雖然不是全國範圍內的革命勝利，但他已經是有了全國範圍內之革命高潮。

　　之後，在兩月之內，李立三又接著寫了五篇文章，為：

　　《準備建立革命政權與無產階級的領導》、《怎樣準備奪取一省與幾省政權的勝利條件》、《中國革命與世界革命》、《論革命高潮》、《建立政權與革命轉變》。這些文章，都全部發表在《紅旗》雜誌上。文章著重突出城市武裝的重要性，是推翻國民黨政權建立革命政權的主要手段。

　　李立三在幾個月之內所撰寫的六篇文章，是他提出「左」傾政治路線的基本思想。按照這個思想路線，4月在上海召開了中共湖北省第四次代表大會，緊接著又召開了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

　　在這兩個會上，李立三佈署了一系列的「左」傾政策。6月11日，在上海召開了政治局會議，通過了李立三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幾省首先勝利》的決議內稱：

　　在產業落後的中國，一般的說來，尚沒有形成可以完全支配全國產業的經濟中心，而且在幾個與帝國主義通商的商業中心支配下（如上海、香港、天津、武漢、大連），造成政治上軍閥割據的局面。因此，全國的統治階級，動搖與崩潰形勢是一樣，動搖崩潰的程度卻有差別。所以在全國革命高潮之下，革命可以在一省或幾省重要省區首先勝利（在目前的形勢看來以武漢為中心的附近省區客觀條件更加成熟），在新的革命高潮日益接近的形勢之下，準備一省與幾省的首先勝利建立全國革命政權，成為目前戰略的總方針……一省與幾省的首先勝利，是與全國革命高潮不可分離，「沒有革命高潮的條件之下，這種勝利沒有可能實現」（六次大會決議案）……爭取一省與幾省首先勝利，無產階級的偉大鬥爭，是決定勝負的力量，沒有工人階級的罷工高潮，沒有中心城市的武裝暴動，決不能有一省與幾省的勝利。不特別注意城市工作，想「以鄉村包圍城市」，「單憑紅軍來奪取城市」，是一種極錯誤的觀念……在革命的急劇發展，偉大的革命巨潮已經接近的現在，黨不只是要注意到奪取廣大群眾，組織廣大群眾的爭鬥，以促進這一革命巨潮更快的爆發；尤其要注意到革命巨潮爆發時，組織全國武裝暴動奪取政權的任務。因此，加緊組織群眾的政治鬥爭，加緊宣傳武裝暴動奪取政權的必要。注意促進全國革命高潮，注意武裝暴動的組織上和技術上的準備，注意佈置以武漢為中心的附近省區首先勝利，是目前黨的策略的總路線……紅軍的戰略與戰術，不只是要堅決進攻打擊敵人的主力，向著主要城市與交通道路發展，根本改變他過去的遊擊戰術，而且要在變軍閥戰爭為消滅軍閥的革命戰爭，準備一省或幾省首先勝利的總的計劃之下，有配合的，有組織的實現他的軍事作戰任務。這一任務的總的目標，便是與主要城市的武裝暴動配合，奪取政權，建立全國革命政權。過去的遊擊戰術，已經與這一路線絕對不相容，必須根本的改變過去……執行這一總路線的最大障礙，便是與這一總路線絕對不相容的右傾觀念。黨必須堅決的與各方面的，一切動搖的右傾觀念，特別是尾巴主義的傾向鬥爭，是執行這一總路線的前提。系統的取消主義思想的取消派，已經在事實上，從黨內的反對派發展成為階級的敵人，需要黨在黨內特別在群眾中更堅決的鬥爭。可是暗藏在黨內的右傾思想，因為他表面贊成黨的路線，而在每個實際的策略上都發生懷疑、動搖、怠工、不積極執行，的確同樣的成為目前莫大的危害。不克服一切右傾的思想，黨的路線與策略決不能充分的執行……如果因組織上的弱點而懷疑現在革命形勢，懷疑黨的路線，是極嚴重的右傾觀念……

　　李立三「名正言順」地動用中共中央的名義，對各地下達暴動計劃：

　　組織武昌暴動！

　　組織南京暴動！

　　組織上海總同盟罷工！

　　李立三甚至天真爛漫到了異想天開之程度，他要把僑居蘇聯西伯利亞的10萬華工武裝起來，投入戰鬥！甚至「蒙古在中國暴動勝利時，應在政治上立即發表宣言，與中國的蘇維埃政權聯合，承認蒙古是中國蘇維埃聯邦之一，緊接著大批出兵進攻北方！」

　　§李立三要對毛澤東進行「根本解決」

　　1930年6月9日，李立三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討論關於目前政治任務決議草案時，對毛澤東的正確路線提出了尖銳的批評。

　　他說：「在全國軍事會議中發現了妨害紅軍發展的兩個障礙，一是蘇維埃區域的保守觀念，一是紅軍狹隘的遊擊戰略，最明顯的是四軍毛澤東，他有他一貫的遊擊觀念，這一路線完全與中央的路線不同。他以為江西是革命首先勝利的區域，條件是：一、資產階級弱；二、無地方軍閥；三、帝國主義的力量弱。他對紅軍的發展，則完全是遊擊戰爭的觀念。這一問題必須要根本解決。遊擊戰爭的戰術已不適合於現在的形勢……」

　　對於毛澤東來說，李立三本來是個「小弟弟」。現在，李立三把持了中共中央，批評起「四軍毛澤東」來，一點也不客氣。

　　李立三挖苦攻擊毛澤東的「遊擊戰爭的秘訣」是「逃、跑、走！」

　　確實，毛澤東有著一條「完全與中央的路線不同」的特別路線。他的遊擊戰爭經驗，是近四年紅軍作戰切切實實的總結。然而，脫離實際的李立三，卻要對毛澤東進行「根本解決」！

　　6天之後的1930年6月15日，李立三以中共中央的名義，給紅四軍前委，亦即毛澤東，下達了命令式的一封信。信的措詞異常激烈：「你們固執過去的路線，主要的原因是你們沒有瞭解整個革命的形勢轉變。這的確難怪你們，因為你們處境太偏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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