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往事鉤沉·誰主沉浮(8)

八

　　§共產國際批評中共的「左」傾錯誤

　　以瞿秋白為代表的「左」傾盲動主義錯誤，給中共造成新的混亂，引起了中共內部很多人的批評和抵制。1928年初，各地的暴動相繼停止。同年2月，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九次擴大會議通過的關於中國問題的決議，批評了中共的「左」傾錯誤，否定了羅明那茲對於中國革命的「左」的主張。

　　羅明那茲很快奉調回國，不久，被調離共產國際，前去高加索。1930年12月，又被打成「反黨集團」分子。1934年，羅經不住打擊，自殺身亡。之後，被聯共（布）中央開除出黨。

　　4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瞿秋白、李維漢、周恩來及鄧中夏、項英等，在上海討論共產國際的《關於中國問題決議案》。

　　共產國際的決議案，明確反對中共的盲目暴動。

　　4月30日，中共中央發佈了《中央通告第四十四號》，即「關於共產國際執委會二月會議中國問題的決議案」。稱：

　　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討論國際執委二月會議的中國問題決議案之後，接受這一決議案之一般方針，並且認為在最短期間，於本黨第六次代表大會之前，必須切實執行這決議案必要的具體步驟。中央政治局認為自己過去的工作，正是一面與機會主義餘毒奮鬥，一面即盡自己過去的力量指正黨內各地所表現出來的盲動主義。——這種盲動主義的傾向，不但表現於無產階級的工商業中心之玩弄暴動，而且反映著小資產階級式的農民原始暴動的情緒，如殺燒主義，忽視城市工人階級的傾向等等。——國際的決議亦就是指導我們努力繼續戰勝這些盲動主義以及青年團之先鋒主義傾向，在艱苦鬥爭之中鍛煉真正布爾什維克的思想，徹底肅清機會主義的流毒。

　　§中共「六大」批判瞿秋白

　　4月28日的會議之後，瞿秋白動身去莫斯科。5月1日，周恩來、鄧穎超離滬赴俄，接著，許多中共領導人都赴俄，參加中共「六大」。羅邁、任弼時、羅登賢留在國內主持工作。

　　中共「六大」於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在莫斯科郊區茲維尼果德鎮銀光別墅召開。

　　大會按斯大林的調子，重點批評瞿秋白的「左」傾盲動主義。瞿秋白也在會上作了深刻檢查。

　　大會取消了瞿秋白的中共「舵手」地位，但仍保留其中央委員和政治局委員。

　　由於兩名知識分子出身的中共「舵手」把握的航向出了偏差，使中共這條航船先右後「左」，因而，共產國際決定中共第三位「舵手」，應由工人成分的人擔當，因而選中了向忠發。

　　§瞿秋白和王明搞不到一起

　　「六大」上，斯大林和共產國際仍然主張中共的任務是準備暴動。提出「必須反對對於遊擊戰爭的溺愛，反對沉溺於散亂的、不相關聯的、必致失敗的遊擊戰爭」。要中共必須堅持「城市中心論」。

　　斯大林和共產國際的這個指導思想，於1928年2月9日至25日召開的共產國際執委第九次擴大會議上通過的《共產國際關於中國問題的決議案》中即提出，王明於是根據斯大林和共產國際的理論，寫了一本《武裝暴動》的小冊子，其長達萬字的序言發表在當年4月1日出版的《布爾塞維克》上。「六大」間，王明把這小冊子塞到供代表們閱讀的材料中。

　　由於瞿秋白、鄧中夏等人的反對，王明在「六大」中沒爬上來，從此，對瞿秋白、鄧中夏等懷恨在心。特別當他得知瞿秋白向共產國際負責人庫西寧建議撤銷米夫的東方部副部長的職務時，對瞿簡直恨之入骨。

　　王明深知，瞿秋白有知識，有實際鬥爭經驗，在黨內外有極高威信，是他奪權的障礙。王明決心鬥倒瞿秋白。於是，他製造了「第二條路線聯盟」，矛頭直指瞿秋白。

　　1930年7月16日，共產國際政治秘書處召開擴大會議，吸收了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周恩來、瞿秋白、張國燾等人參加，討論中國問題，於23日通過了《關於中國問題決議案》，會上批評了中共犯了嚴重錯誤。並指派周恩來、瞿秋白迅速回國，召開六屆三中全會，糾正「立三路線」錯誤。

　　周、瞿回國後，於9月24日至28日，召開了六屆三中全會，會上一面批評「立三路線」，一面對何孟雄點名批判。

　　三中全會對李立二的批判，王明自然雙手擁護。但是，他對會議的主持者瞿秋白，卻耿耿於懷。尤其使王明生氣的是，王明因反立三路線受了處分，如今應是英雄了，可瞿秋白不僅不對他加以褒獎和重用，而且連處分都沒撤掉。

　　王明對瞿秋白更加怨恨。

　　當時中共中央決定王明到江西蘇區工作，王明更是氣惱於心。正當他歎自己時運不至、要動身前去蘇區之時，夏曦、沈澤民、何凱豐、陳昌浩、李竹聲等人回到了國內，給王明帶來了一個天大喜訊：共產國際在收到六屆三中全會的文件後，很不滿意，認為李立三的錯誤是「反國際的政治路線」，瞿秋白、周恩來主持的三中全會「抹煞兩條路線原則上的區別」。批評三中全會沒有揭發立三路線的實質，犯了「調和錯誤」。

　　去年10月，共產國際寫了《給中共中央關於立三路線問題的信》，即「十月來信」。但共產國際的信還沒到中共中央時，沈澤民、夏曦、凱豐等人從米夫處得知，這些人回國後，沒向中共中央報告，卻暗裡告訴王明，王明聽了，喜出望外，馬上就精神起來，他拒絕去江西蘇區，還和博古一起寫了兩封信。中共中央接到共產國際的「十月來信」後，十分重視，立即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經過五天的討論，通過了《中央政治局關於最近國際來信的決議》，即「十一月補充決議」。決議完全接受共產國際的批評。但是，對王明等知道共產國際十月來信的內容卻不向中央報告，而採取向中央突然發難的作法，進行了批評。

　　瞿秋白在報告中指出：

　　沈澤民的方式與精神是離開政治局的領導……他們知有國際來信，但不公開說已知國際來信，請求政治局如何辦，反而突然在工作會議中提出來，這可使一般同志很驚奇與發生其它傾向……使同志們驚慌不明……這不是幫助中央，而是進攻中央。

　　政治局的擴大會上也討論了王明、博古的兩封信，認為王明、博古同李立三的立場基本一致。王、博要求將他們與立三的爭論公佈於黨，是從個人成見出發，與國際來信的意思沒有相同之處。因此，會議否決了王、博等人要在黨內挑起爭論的要求。12月1日，周恩來在中央機關工作人員會上對王明、博古等不服從組織分配，違反組織原則，在黨內犯自由主義的行為進行了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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