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往事鉤沉·浪底真金(64)

六四

　　在遵義會議上，他表現還是不錯的。在那個時候這還是很寶貴的。洛甫（張聞天）非常頑固。少奇同志是反對他們的，聶榮臻同志也是如此。

　　在1938年召開的六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在所作的總結報告中，說明對劉少奇的支持以及反對陳紹禹的一切都通過統一戰線的主張：

　　劉少奇同志說得很對，如果所謂「一切經過」就是經過蔣介石和閻錫山，那只是片面的服從，無所謂「經過統一戰線」。在敵後，只有根據國民黨已經許可的東西（例如「抗戰建國綱領」），獨立自主地去做，無法「一切經過」。

　　自此以後，劉少奇作為城市工作的正確代表和敵佔區華北組織的領導人這一地位更進一步得到肯定和改善。1940年，劉少奇向淮河以北地區地下工作同志作報告時說：

　　只有毛澤東思想才能鼓舞我們從勝利走向勝利……

　　沒有正確的指導思想，我們要使革命取得成功是不可能的。毛澤東是全中國人民的偉大革命領袖，我們都要向他學習。

　　劉少奇1943年所寫的文章《清算黨內的孟什維主義思想》也是針對「左」傾教條主義者。這是第一篇正式出版的提及「毛澤東思想」的文章。

　　隨著抗日戰爭的即將結束，1945年4月，在中共第七次代表大會召開前不久，中共中央通過了一個《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這已載入《毛澤東選集》的附錄中，該文對劉少奇白區工作路線給予了肯定。

　　劉少奇同志在白區工作中的策略思想，同樣是一個模範。劉少奇同志正確地估計到1927年革命失敗後白區特別是城市敵我力量的懸殊，所以主張有系統地組織退卻和防禦，「在形勢與條件不利於我們的時候，暫時避免和敵人決鬥」，以「準備將來革命的進攻和決鬥」；主張有計劃地把1924年至1927年革命時期的黨的公開組織嚴格地轉變為秘密組織，而在群眾工作中則「盡可能利用公開合法手段」，以使黨的秘密組織能夠在這種群眾工作中長期地隱蔽力量，深入群眾，「聚積與加強群眾的力量，提高群眾的覺悟」。

　　對於群眾鬥爭的領導，劉少奇同志認為應當「根據當時當地的環境和條件，根據群眾覺悟的程度，提出群眾可能接受的部分的口號、要求和鬥爭的方式，去發動群眾的鬥爭，並根據鬥爭過程中各種條件的變化，把群眾的鬥爭逐漸提高到更高的階段，或者，『適可而止』的暫時結束戰鬥，以準備下一次更高階段和更大範圍的戰鬥」。在利用敵人內部矛盾和爭取暫時的同盟者的問題上，他認為應該「推動這些矛盾的爆發，與敵人營壘中可能和我們合作的成份，或者與今天還不是我們主要的敵人，建立暫時的聯盟，去反對主要的敵人」；應該「向那些願意同我們合作的同盟者作必要的讓步，吸引他們同我們聯繫，參加共同的行動，再去影響他們，爭取他們下屬的群眾」。

　　三個星期以後，劉少奇向中共第七次代表大會作報告，在該報告中，他提到毛澤東或毛澤東思想不下105次之多。劉少奇參與起草的修改的黨章中，把毛澤東思想與馬克思列寧主義作為「全黨工作的指導方針」，每一個黨員都必需認真學習它。

　　1967年2月，陳毅在一次講話中曾聲稱：毛澤東思想在劉少奇的著作中得到了發展。確實是這樣，如林彪對毛澤東的人民戰爭理論也適合於世界其他地區的提法，早在1945年劉的講話中已經有了。劉在他的「七大報告」中「就第一次……提出這個觀點……中國在亞非地區的反對帝國主義的革命中不僅是先鋒隊，而且還是領導者和理論上的指導人。」劉少奇1946年會見路易·斯特朗的談話中就曾指出毛澤東思想原理及其在國際上的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毫無疑問是適用於各國的，但如何將這一普遍真理應用到中國的具體革命實踐上來卻是一項艱苦的工作。毛澤東是中國人，他分析了中國的具體問題，領導中國人民在他們的鬥爭中走向勝利，他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來解釋中國的歷史和中國的實際問題，他是第一個在這方面作得成功的範例。」

　　陳毅曾說，早在1945年七大時，劉少奇就已被明確為毛澤東的接班人。從形式上來說，這是不對的，因為七大中央委員會選出後，劉的選票是第三多的，因而他在中央委員會及其政治局中是在毛澤東、朱德之後名列第三。但從實際領導責任來說，劉是僅次於毛澤東。1945年8月，當毛澤東飛往重慶與蔣介石進行和平談判時，劉在延安代理毛的職務達數月之久，同時兼任組織部長。

　　1947年3月，國民黨部隊迫使中共撤離延安時，中共中央政治局就一分為二，毛澤東、周恩來和任弼時仍然留在陝北繼續與國民黨部隊周旋；而劉少奇和朱德及他們率領的第二個作預備的中央委員會撤至晉、冀邊區。毛澤東當時就通告中央委員會全體成員，如果毛澤東領導的中央退出邊區，劉領導的委員會就行使中央委員會的職權。劉少奇的這個第二中央委員會一直留在石家莊地區直到1948年5月毛澤東及其率領的中央機關搬來為止。1950年，當毛澤東出訪蘇聯時，劉少奇也主持了中央人民政府的第五次會議。1951年3月，毛澤東生病時，他也將管理政府的職權交給劉少奇。

　　從1945年直到1955年，鄧小平接替他以前，劉少奇一直是中共中央書記處的總書記，而且是主管國內的日常事務，有重要立法時，總是他出來作報告，有時還代替毛澤東參加一些禮儀活動。1950年6月，他作的土地法的報告，明確了全國的階級劃分。1952年9月，劉少奇率領一個代表團去莫斯科參加蘇共第十九次代表大會，在蘇逗留三個多月。1954年他擔任選舉法起草委員會主任，並就此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作報告。1956年9月他在黨的第八次代表大會上作政治報告，在該報告中他第一次提出負責幹部應下放基層，以此作為克服黨內官僚主義的方法之一。在俄國十月革命四十周年慶祝會上以及1958年5月黨的八大二次會議上，劉少奇都作了重要發言。為了對形勢獲得第一手材料，劉少奇和其他一些高級領導人都在全國範圍內巡視調查。

　　1958年12月底，毛澤東為了減輕他所負擔的工作，宣佈要辭去政府職務後，1959年4月20日劉少奇在第二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被正式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在此同時，在官方正式的出版物上，劉少奇被稱為毛澤東的「最親密戰友」。1961年毛澤東會見蒙哥馬利勳爵，在答覆他的接班人是誰的問題時，毛澤東回答說這已明確定下來了，那就是劉少奇。

　　由於後來劉少奇對毛澤東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中的一個一些「左」的思想和作法有不同看法而產生了分歧，毛澤東便認為劉少奇是中共黨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因而發動了「文化大革命」，加上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破壞，劉少奇不僅被打倒，而且被迫害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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