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漠那邊(24)_孫一先

二四

　　許大使說：「感謝副部長通知我這件事。正當中蒙關係開始正常化的時候，我國飛機由於某種原因在蒙古領土上失事，這當然是很遺憾的。」接著，許大使在詢問了蒙古方面對中國失事飛機採取了什麼人道主義措施之後，明確表示：在未全部弄清楚和瞭解事情真相之前，不能接受蒙方的口頭抗議，但可將此事報告北京，並問是否可以派人去出事地點看看，也希望蒙古方面幫助瞭解，中國飛機因為什麼原因誤入蒙古境內。

　　額爾敦比列格對許大使提出的問題做了一些解釋後說：「貝爾赫礦區有人見到飛機失事著火，馬上派人去滅火，火滅了，但只發現九名乘員的屍體，沒有一個人當時活著。至於屍體的處理，我們認為，天氣還暖，較長時間保存屍體比較困難。」接著問：「大使提出大使館是否可以派人去的問題，我是否可以理解為你們正式提出派人去看的要求？」

　　大使回答：「可以這樣理解。」

　　額表示：「我們可以滿足你們的要求。對於中國飛機進入我國領土的原因，相信大使會做出努力，使中國政府在近期內做出解答的。」

　　在大使告辭的時候，額又說，希望大使館儘快通知派誰去，去幾個人，打算什麼時候去。

　　小劉講完，許大使做了一些必要說明。研究室的小沈攤開了蒙古一百五十萬分之一地圖，指明了貝爾赫礦區的位置，並說這裡離肯特省省會溫都爾汗不遠，而離中蒙邊界至少有350公里，是蒙古的縱深地帶。然後到會同志七嘴八舌議論起來。蒙古當局追隨蘇聯反華，從1963年算起，已經有八年之久，大家對於蒙方的所作所為缺乏信任感。有人提問額爾敦比列格說的是真的還是假的，我國軍用飛機怎麼會飛到蒙古縱深呢？這到底是一架什麼飛機？有的說，根據一般軍事常識即可判斷，它既不是一架殲擊機也不是一架轟炸機，因為殲擊機駕駛員不過一至二人，而轟炸機乘員也很少有九人的，更不會有女乘員。有的分析，可能是美國或臺灣的偵察機，漆上中國人民解放軍的軍徽，飛到蒙古搞偵察工作（當時的外國報刊上，有此類獻策之論，認為是掩護自己，挑撥中蘇衝突的方式之一）。但是，哪有載這麼多乘員的偵察機呢？為什麼蒙方要強調是軍用飛機？蒙古外交部想做什麼文章？……會議最後決定：（一）馬上向國內報告；（二）派我帶兩位譯員去察看現場，國內同意後立即動身；（三）關於派人去現場問題，立即通知蒙古外交部。散會時已過11點，小劉抓緊給蒙古外交部打電話，告知中國大使館決定派二等秘書孫一先和工作人員沈慶沂、王中遠去現場察看。

　　上午11時50分，蒙古外交部來電話，同意中國大使館派三人去現場，並說專機已在準備，下午即可動身。但是，這時使館向國內發的電報還沒有發出去。

　　§克服通訊障礙，迅報國內

　　使館內沒有專設電臺，拍發電報要通過蒙古郵電局的中蒙間國際有線電路，由於線路年久失修時好時壞，加上他們辦事效率不高，特急電報也要四個多小時才能發到北京。不料這會兒偏偏又遇到意外麻煩，蒙古郵電局稱：「通往北京的線路出了故障，發電報要經過莫斯科轉，何時能發到北京不知道。」為了爭取時間，需要採取快捷的手段。有的同志提出，可否啟用封停兩年的中蒙之間專設的長途專線電話。這條線路，是50年代中蘇蒙友好時期三國協議架設的高頻專線電話，從莫斯科經烏蘭巴托到北京，供國家領導人、中央專業部門和大使館使用。我國「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後基本停用，但沒有掐斷，駐蒙古使館就曾使用這條專線傳送過緊急密碼電報。設在烏蘭巴托的蘇軍高頻通訊站，也定期派人來館維修。1969年3月，中蘇「珍寶島事件」發生後，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曾用這條電話線路找周恩來總理直接通話。總理鑒於兩國關係惡化的狀況，要外交部告訴柯西金通過外交途徑（即雙方的大使館）談，並下令將這條「熱線」封停。於是，駐蒙古使館把設有這條「熱線」的電話間緊緊鎖住，只有每年一次蘇軍高頻通訊站派人來維修時，才臨時開啟一下。開啟之前，當然要將電話間來一番清掃，使他們看不出已經封停。

　　許大使考慮當前的首要任務，是把蒙方通知的情況迅速報告中央，他出於身居前線的責任感，當機立斷，決定啟用這條電話專線。外交工作授權有限，未經請示就恢復這條「熱線」，是冒著違抗周總理命令的風險的。主管行政工作的賈長禹找來鑰匙，打開封閉的房門，拂去電話機上厚厚的塵土，小劉立即要通北京的電話總站，請電話員接外交部，不料電話員卻說不知道外交部的電話號碼。小劉不耐煩地責備她，怎麼可能不知道外交部的電話號碼？！電話員又推說通外交部的電話線路壞了，「啪」的一聲把電話掛斷。小劉急得直撓腮，一再用近乎哀求的語調呼叫，可是她無動於衷，怎麼也不出聲了。許大使情急生智，決定使用蒙方的國際長途電話線路要北京外交部，說使館有緊急情況報告，須啟用專設「熱線」電話。蒙古的國際長途電話和它的電報服務一樣缺乏效率，而且通話質量相當差，小劉要了將近一個小時才要通北京。外交部辦公廳接電話的同志倒很痛快，馬上請示同意啟用。費盡這番周折，許大使和大家心中的一塊石頭總算落了地，可是，電報通過這條「熱線」傳送完畢，已是中午12點20分了。

　　午飯後不久，蒙古外交部來電話，說專機已經準備好，一點鐘左右起飛去溫都爾汗。許大使要我馬上起草電報請示國內，稱：「蒙方通知使館人員13點可乘飛機去現場，蒙外交部領事司司長高陶布陪同。使館擬派孫一先等三同志前去，蒙方同意。因未接國內指示，正藉故推延。蒙方又稱專機可推遲至14點起飛。請國內速示。」因為這份電報是通過蒙古郵電局發的，拖了許久才發出去，未接到國內指示當然不能行動。蒙古外交部于下午2時前，來電話詢問孫秘書等三人能否按時到達烏蘭巴托機場，小劉只好以去的人員未準備好來搪塞。後來蒙方又催問了幾次，小劉按大使指示，乾脆說明在等待國內指示，他們也就不再催問了。

　　§北京收到使館電報前後

　　整個使館都在等待國內指示。那麼，北京的情形怎麼樣呢？

　　人民大會堂彌漫著異常的氣氛。

　　9月12日午夜到來之前，正在主持會議（討論四屆人大政府工作報告稿）的周總理，幾次離開會場接電話，中央警衛局領導人向他報告來自北戴河的驚人消息。

　　周總理宣佈散會，留下參加會議的政治局委員。然後，驅車去中南海見毛主席密談，並建議毛主席移住人大會堂。

　　9月13日淩晨零時32分，林彪及葉群、林立果等乘256號三叉戟飛機，在山海關機場強行起飛。這無異是令人驚心動魄的晴天霹靂。

　　周總理緊張而有序地進行部署：派李德生前往空軍司令部作戰室指揮跟蹤，隨時報告情況；派楊德中隨吳法憲去西郊機場；派紀登奎去北京軍區空軍司令部，並下令開動全部雷達監視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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