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漠那邊(7)_孫一先

七

　　※第三章蒙古昔日的輝煌

　　一個民族的振興，當然首先要有穩固的強有力的政權，不過這還不夠，還必須發展經濟，改善人民生活。還在同反革命勢力激烈搏鬥的時候，蒙古人民革命黨就在經濟上採取了激進的民主改革政策。

　　§興衰更替

　　1966年上半年，我在工作的間隙，常到使館的小圖書館翻翻書。這裡的書不過兩千冊，卻很適用，主要是歷史和文學兩大部分，而關於蒙古的情況介紹佔有相當數量。

　　我來蒙古前閱看有關資料時，一直有一個沒有徹底解決的問題：成吉思汗及其兒孫所創立的驚天動地的業績，歷史上這樣一個強悍的民族，為什麼會衰落？是怎樣衰落的？我帶著這個問題，在圖書館裡尋求答案。

　　經過一番認真的閱讀和查考，一個比較完整的輪廓逐漸形成：從1206年鐵木真登上成吉思汗的大汗位，到1368年元朝被推翻，是蒙古民族的鼎盛時期；從1368年開始的北元，到1644年滿族人入主中原建立清朝，是蒙古民族由盛轉衰的式微時期；從1644年到1911年，是蒙古民族臣服清政府而無所作為的衰敗時期。也就是說，興盛162年→式微276年→衰敗267年。

　　繼承祖業的忽必烈，1259年登上蒙古大汗位，建都中都（後改稱大都，即今北京），1271年改蒙古國號為「元」，取《易經》「大哉乾元」之義，建立了元朝。他還在當藩王時，便思「大有為於天下」，懷有奮力開拓疆土的雄心。經過二十年的勝利征戰，於1279年擊滅南宋，統一了全中國，結束了唐末、五代以來，遼、宋、夏、金、吐蕃、大理等國持續三百多年的並立和相互攻戰的局面，基本上奠定了中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版圖，幅員之廣超過了漢代和唐代。他不僅使遼東、漠北、西域、雲南等地進入大一統，而且吐蕃地區從此正式併入中國，意義非常之大。在鞏固了對中原漢地的統治後，他又立即著手恢復對西道諸王（四大汗國）的政治控制，征撫並用，使這些宗藩國維持與元朝的正常關係，並由此架起了東西方間的橋樑，使中國同外國的交通和經濟、文化交流，進入了極盛時期。

　　忽必烈稱帝后，其保守、嗜利和黷武等消極因素都有發展。採行漢法、改革落後舊制的工作陷於停頓。邀寵大臣阿合馬等人主持國政，吏治腐敗，專注搜刮，阻礙了社會經濟的發展。同時，為了對外戰爭，打造出征海船，沿海和江南地區徭役日益加重。人民不堪沉重的封建剝削與壓迫，紛紛起義。而這時，大漠南北受封的蒙古諸王連年相互混戰，有的甚至叛離朝廷。因此，在忽必烈在位35年於1294年逝世之後，元朝已是強弩之末，皇位遞傳九代僅74年，農民大起義埋葬了曾經不可一世的大元帝國。

　　興盛162年，看起來時間不算短，但在歷史的長河中，也不過彈指一揮間。蒙古民族的興衰更替，正如古書所說：「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元朝滅亡，殘餘力量退居蒙古草原，史書稱之為北元，持續年代從1368年至1402年，為漠北西部崛起的瓦喇部取代。

　　明朝建立，把北元視為心腹之患，曾多次進兵漠北，在綏服近邊蒙古諸部後，陸續在遼東、漠南、嘉峪關外和哈密等地設置蒙古衛所，企圖以此為屏障，把漠南和漠北蒙古隔絕起來。退居漠北的蒙古大汗，局促一隅，權威低落，大小封建主實行割據，內訌不已，明王朝又從中挑撥，使之「人自為雄，各自為戰」。到15世紀中葉，瓦喇封建主也先力量壯大，取代北元，西征哈密，東取遼東，南犯明朝邊境，蒙古民族一度中興。1449年，也先部在北京附近八達嶺外土木堡（今懷來縣東南）所進行的「土木之役」中，曾俘虜明朝皇帝明英宗，接著又攻到北京城下，只是由於明朝大臣于謙率眾拒守，也先未能得逞。但從此明朝軍隊全部退入長城以內。不過，瓦喇部好景不長，到15世紀末葉，達延汗興起，他消滅權臣，削平割據勢力，調整蒙古的封建秩序，把當時錯落紛紜、各不相屬的大小領地，合併為六個萬戶，重新劃分領地，各部駐牧地區得到穩定，經濟逐漸恢復。達延汗死後，蒙古各部又趨分裂。但這時已與前期的分裂戰亂和經濟衰敗的情況不同，各部只是脫離大汗的控制，尚未兵戎相見，經濟也略有發展，與明朝之間也保持著相對的和平。

　　1644年，明朝滅亡，清朝建立。清朝統治者根據自己同蒙古族長期接觸的實際政治經驗，總結歷代中原王朝常敗於北方民族入侵的歷史教訓，制定了一系列統治蒙古族的政策。他們從入關前的努爾哈赤時期起，前後花費了近一百五十年的時間，終於制服了蒙古各部。

　　首先是實施盟旗制度，將原來的「愛馬克」（血緣集團）、「鄂托克」（地域集團）等大小領地拆散、合併，重新改編為許多互不相屬的旗，作為軍事行政單位。通過兩大行政管理系統，即實行大臣、將軍直接節制的總管旗制「內屬蒙古」系統，及實行理藩院監督的劄薩克旗制「外藩系統」，以防範內外蒙古聯合抗清，從而加強了中央王朝對蒙古地區的控制。旗之上還有「部」、「盟」兩級組織，旗以下有「佐」為基層單位。內蒙古劃分為6盟24部51旗，外蒙古劃分為4盟4部86旗。清政府還規定了旗劄薩克（旗長）的權限，嚴格劃分旗界，不准越界遊牧、耕種及往來、婚嫁，固定了牧民對各等級封建主的依附關係，也限制了封建主濫施權力及相互勾結。

　　清政府為了分而治之，又將外蒙古4盟4部（土謝圖汗部、劄薩克圖汗部、車臣汗部、賽音諾顏汗部）由理藩院監督，進而按地理位置，派駐庫倫辦事大臣和駐烏裡雅蘇台（今紮布汗省境內）定邊左副將軍分別管轄。

　　其次，為了麻痹蒙古族的鬥爭意志，清朝對喇嘛教採取全面保護的鼓勵政策。古代蒙古族原信奉薩滿教，13世紀一些外來融入蒙古族共同體的人群信奉景教，蒙古統治家族的個別人也接受了景教的信仰，但都沒有發生多大影響。元代，寧瑪派喇嘛教盛行于蒙古統治者的宮廷，而廣大蒙古族人民仍信奉薩滿教。及至16世紀（俺答汗時期）格魯派喇嘛教（黃教）傳入蒙古之後，清朝以各種尊稱名號、職銜加封上層喇嘛，敕封特殊領地（喇嘛旗），使其主持的寺廟擁有大量土地、牲畜，享有各種特權，形成與世俗封建主並存的僧侶封建主集團。由於喇嘛可免除賦役，當喇嘛的人數日多，到1920年，外蒙古有寺院二千五百多所，喇嘛十萬多人，占當時蒙古男子的三分之一。他們脫離生產，不准結婚生育，大大妨礙了生產的發展和人口的增殖。喇嘛教遂成為滲入蒙古社會每一角落，支配蒙古族人民精神世界和世俗生活的惟一宗教。

　　清朝對蒙古族統治的加強，有效地制止了封建割據和戰亂的重演，使蒙古社會獲得近二百年的穩定，經濟有了長足的發展，庫倫也因貿易的興盛而發展成漠北大的商業城市。但是，廣大的蒙古人民，則遭受著封建主深重的政治壓迫和經濟剝削。

　　18世紀末和19世紀前期，清政府的民族隔離和旗界封禁政策，在內外矛盾激化和經濟力量的衝擊下，逐漸變得徒有其名。盟旗制度也失去先前的約束力，蒙古社會出現了新的不穩定的因素。到1840年鴉片戰爭以後，隨著帝國主義的入侵，蒙古地區也和全國一樣，逐漸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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