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泊羅霄(122)_學達書庫

一二二

　　§土客籍矛盾讓毛澤東傷透了腦筋

　　「金、木、水、火、土」，中國人以土為本，土籍即本籍，土籍人也就是本地人，而客籍人顯而易見是後到者。

　　客籍人正名應該是客家人。客家是中國悠悠幾千年文明之中孕育的漢民族中特殊的一支。客家先民本是中原漢人，由於戰亂、饑荒和政治等原因背井離鄉輾轉南遷，然後擴展到江酉、福建、廣東、廣西、四川、湖南以及臺灣等省。

　　明末清初，大批客家人從福建、廣東等地遷到江西、湖南等地的邊界地區。毛澤東所作的調查是：「他們從閩粵邊起，沿湘贛兩省邊界，直至鄂南，達幾百萬之眾。」

　　但是，客之所以為客，表明了他們一無所有的境地。客家人堅毅、勤勞、開拓的優秀品格使他們能夠在艱苦的條件下建築自己的家園。在田地全為土籍人所佔有的情況下，他們沿山而居，而對土籍人來說，這群遠道而來的「客人」無時無處不對他們產生著潛在的威脅。這樣，雙方的矛盾便不可避免。

　　到20世紀20年代，隨著袁文才、王佐勢力膨脹，他們理所當然地成了當地客家人利益的代表。

　　作為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最高領導人，毛澤東對這種現象看得真切，因而也就倍感痛心。翻開《井岡山的鬥爭》，在《黨的組織問題》一節中，毛澤東用了不少的筆墨來向當時的黨中央解釋土客籍的問題。在這裡，我們有必要引用毛澤東的原話，以使這個問題更顯清楚：

　　客籍佔領山地，為佔領平地的土籍所壓迫，素無政治權利。前年和去年的國民革命，客籍表示歡迎，以為出頭有日。不料革命失敗，客籍被土籍壓迫如故。我們的區域內，寧岡、遂川、酃縣、茶陵。都有土客籍問題，而以寧岡的問題最為嚴重。前年至去年，寧岡的土籍革命派和客籍結合，在共產黨領導之下，推翻了土籍豪紳的政權，掌握了全縣。去年六月，江西朱培德政府反革命，九月，豪紳帶領朱培德軍隊「進剿」甯岡，重新挑起上客籍人民之間鬥爭。這種土客籍的界限，在道理上講不應引到被剝削的工農階級內部來，尤其不應引到共產黨內部來。然而在事實上，因為多年遺留下來的習慣，這種界限依然存在。……

　　毛澤東當然不希望看到自己的同志為這種惡劣的封建陋習而互相忌恨甚至仇殺。他為此做了大量的工作，一度，邊界上客籍同志之間，出現了少有的空前團結。

　　然而，這種土客籍之間的「蜜月」並未維持很久。

　　1929年1月，毛澤東與朱德率紅四軍主力下山，出擊贛南閩西，前委隨之而去。以土籍人為主要領導的湘贛邊界特委成了井岡山地區的最高領導機構，一些矛盾也慢慢隨之加劇，土客籍之間的矛盾更是迅速成為了多種矛盾的焦點。

　　紅四軍下山，井岡山失守之後，特委亦被沖散，但很快便得到恢復。

　　然而，曾擔任邊界特委委員的袁文才和王佐無緣再進入特委。

　　在1929年5月重新選舉的特委裡，鄧乾元、朱昌偕先後擔任書記。劉天干任副書記，鄧乾元、劉天干、劉真、陳正人、譚思聰為常委，執行委員中還有宛希先、朱亦岳、龍超清、王佐農、周裡、蘇瑞蘭。袁、王二人再次無緣。

　　曾為客籍所受的欺淩而打抱不平的袁文才和王佐，已被槍口悄悄瞄準。

　　而在這個時候，有些有身份的人，還在推波助瀾。

　　曾任湘贛特委書記的楊開明還向中央告了一狀：

　　「袁王二人都非常狡猾，且有能力，對黨的認識很薄弱，小資產階級意識非常濃厚。

　　「他們二人根本無改變之可能，因為一則不接受批評，二則不看党的書報（王不識字），只相信自己才能，槍桿子萬能而已，對我們的政策，常常面是而心非。

　　「所以奪取土匪的群眾，加速急謀能解決土匪首領，應是邊界刻不容緩的工作。」

　　以上是楊開明在1929年2月25日所說的話。

　　1929年8月，即將離任的特委書記鄧乾元，則是說得更為離奇，把問題看得更加嚴重：

　　「本來邊界的政權並不是真正的共產黨所領導的政權，而是與土匪合作的聯合政權，現在土匪問題更加嚴重。」

　　鄧乾元還向中共中央建議了解決袁王的詳細辦法：

　　「對此問題，邊界原有三策：第一是調開，此為上策；二是敷衍以圖安，此為中策；三是照六次全會的指示解決之，此為下策。中策行之最久，上策亦行之，而土匪不再上當，下策則須依現時之情形，而中策不能再行，上策能行固好，不能行則請問是否執行下策或想辦法？」

　　他們採用了下策。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