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體驗(後記)_塗俏

後記

　　穿著6年前來深圳應聘時購置的舊牛仔褲和老式白襯衣，拎著塞滿毛巾被的行李包，獨自在寶安北路的人才大市場附近徘徊，等待十元店店主派人來接我入住簡陋旅舍的情景，經常在我的腦海中閃回、盤旋、定格。

　　忘不了當時的心情，有一絲好奇，緊張，忐忑不安，還有一點點莫名的恐懼。

　　值得慶倖的是，我終於邁出了這一步。將怕髒怕苦怕搶劫怕傳染疾病的畏懼心理留在身後，將我是記者我問你答你說我錄的身份隱在幕後，我改頭換面、喬裝打扮，以一個外地剛來的普通求職者的身份，叩開了十元店的大門。

　　在那一刻，我同時也在努力叩開繁華鬧市背後灰色地帶上的眾生之門，與都市邊緣人結伴而行

　　而這一切純屬偶然。

　　1998年春天，我的三叔因所在工廠停工發不出工資，一人來深圳闖蕩。人生地不熟的地到深圳後立即來找我，想這個當記者的侄女幫她介紹一份工作，至少也要讓我幫助解決他的住宿難題。

　　我住在報社的單身公寓裡，只有一間房子，解決他的住宿實在勉為其難。那時父親還在省城，當那本發行量永遠也上不去的雜誌老總，知道這事後打電話給我，叫我儘量幫三叔找份工作，至於住宿，他叫他弟弟找家旅舍落腳，每天五六十塊錢一個床位，住兩三個星期，住宿費我父親說由他來支付。其實三叔知道我在深圳的能耐有限，也看到我的「蝸居」，很理解我一個單身女子獨行天下的處境，當天下午，便買張地圖去寶安路上的深圳人才大市場找工作。工作沒找到，倒把住宿「搞掂」了。他住的是十元一晚的小店。

　　我幾乎不信。在深圳這樣一個高消費的國際化大都市里，難道也有便宜到10元錢即可住一晚的旅店？

　　10元錢可以買什麼？找工作，填一份表要交10元錢；打的士，起步價就是12.50元。而十元住宿的概念就是：交上10元錢，不僅有數尺之地讓你安睡，還帶電話、電視、熱水器……

　　我三叔在這樣的旅店裡住了一個月。在求職的那段日子裡，每逢週末，他便到我的宿舍來，給我講十元店的故事，講那些心懷美好理想卻處處碰壁的「同室」，講他和他們的邊緣生存狀態。後來，他說，你幹嘛不寫寫我們這些求職的人，寫寫十元店裡的故事？

　　這倒是個好主意。寫寫這幫入住十元旅店的求職者的生存狀態，既可展示都市鮮為人知的一幕，也能表達一種人文關懷。

　　憑三叔的口述，我也能夠寫一篇視角獨特的文章，但我覺得總有一種從飛機上往下看的居高臨下的「距離」，還有霧裡看花的「隔膜」。我想，最好的辦法，就是親歷親為，在感受中完成從感性到理性的認知過程。

　　短短4天之中，我單獨住進僅100多平方米，卻容納了40餘人住宿的十元店。我幫「小不點兒」插花，和「勞斯萊斯」交朋友，為找到工作的「胖子」慶賀。和這些在世紀末來深圳闖蕩的人們一起，體驗人生旅途的歡樂和悲傷。我為他們的生存能力和韌性而感動，能和他們在同一塊屋頂下相聚相依也是一份緣。

　　當《女記者夜宿十元店》的四則親歷記於1998年4月下旬在《深圳晚報》頭版連續刊發時，在讀者群中引起極大反響。後來，有深圳新聞界的長者撰文熱情鼓勵。有同志評說，真實的現場感、自然、清新的寫作手法和口語化的語言，抓住了讀者的心，顯示了隱性採訪的魅力。隱性採訪具有一般公開採訪報道所不具備的優勢，有自身的特點。「夜宿十元店」向廣大讀者揭開了社會底層的另一角，許多人也許永不可能瞭解的另一類人的生存狀況。

　　住宿十元旅店的一個收穫，是我和他們中的許多人交上了朋友。「勞斯萊斯」得知我是記者後，特意到報社來看望我，給我報料，介紹他為之謀生的另一手段——「打的」賺錢。所謂「打的」賺錢，是深圳市特有的一種怪誕現象。深圳火車站與香港回深的口岸緊密相連，為了賺香港人的港幣，的士司機都設法經過火車站的羅湖口岸來拉港客。但是，為了維護火車站的交通秩序，火車站有一條硬性規定：空出租車不許進站。但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精明的司機就在靠近火車站附近的四條主幹道上，捎帶上假旅客，下車後，付給他們2元錢，作為他們「扮演」旅客的費用。為了謀生，許多隻住得起十元店的天涯旅客都曾經為了賺錢而充當乘客。

　　這應該是休閒之旅吧？在入住十元店不到一個月，我又去打的「賺錢」。說實在的，這一點也不好玩，一點也不輕鬆。整整三天的打的生活，讓我體驗了另一種人生。

　　打的「賺錢」之後，我又去找「勞斯萊斯」。他已經是我的老朋友了。他很惱恨我。十元旅店的報道推出之後，公安、工商、街道等部門聯合行動，查封了無證經營的十元店。「勞斯萊斯」們迅速分化，有經濟承受能力的，轉尋正式小店的統鋪，沒有能力的要麼今天擠在朋友、老鄉的床上，明天躲進涵洞過上一天。我親身打的「賺錢」的稿子見報後，經過交警部門的一系列整改措施，這一獨特風景已不復存在。為此一來，又把他們的一條「財路」給斷了。他能不恨我？但是，他又覺得，反映與滌蕩社會上不合理的現象是必要的，好的，他甚至為我的大膽舉動、真實報道而驕傲、興奮。所以，當我「逼」著他給我報料時，一邊說「不幹了，不幹了，不做自殺之事」，一邊又告訴我他原先有一位女朋友在做啤酒女郎，這一行業是吃青春飯的，很辛苦，讓我試一試。

　　「啤酒女郎」是香港人的叫法，專指在酒樓為啤酒公司推銷該公司啤酒的年輕女性。我找到一家大型啤酒公司，有幸被他們聘用，做足三天。我以自己的所見所聞，展示了一個新型的推銷隊伍的現狀，看到了啤酒女郎的艱辛與無奈，以及吃青春飯的悲哀。

　　謝天謝地，我的見聞推出後，啤酒女郎沒有取締也無法取締。營銷是門學問，下個世紀也需要的學問。我走進灰色地帶，不是為了展覽灰色，而是想引起社會關注，讓這些地方恢復真誠的本色。有些是必須取締的，如非法炒賣境外恒指，即使艱難，即便背景複雜，有的公司來頭很大，有關方面都應該堅持依法辦事。有些是很難一刀切除的，比如「婚托」。有的取締起來雖然痛快，卻讓人生出幾許惆悵。那些十元旅店掃蕩一空，合法卻不合理。在取締十元店之前，我父親在廣東的一家雜誌當副總，策劃主持了一期十元店的專題，題目是《深圳鬧市10元旅店求職者亦喜亦憂的人生驛站》。你只要瞭解每天湧進深圳的外地求職者成千上萬，就不難理解這種不合乎消防、衛生、治安等標準又沒有納稅但價位低廉的小店對他們的重要性。我一個朋友投資數萬元辦了一個合法的十元店，雖夜夜客滿，但因入不敷出，虧得一塌糊塗，看來只有關門大吉。這裡牽扯到社會學、城市管理學，我不懂，還是少說為好。

　　如果說，一開始入住十元店僅是一個偶然的話，在寫了打的「賺錢」和反串啤酒女郎之後，我開始了對隱性採訪的認真思索，開始了有計劃的隱性採訪。美國著名新聞記者靳麗·蓓蕾，為了搞清紐約伯勒克威爾瘋人院虐待患者的真相，不惜當了幾個月的「瘋子」，經歷了一次次難以忍受的虐待後，設法逃出了這家瘋人院，她寫出的真相，打動了美國讀者的心。與她相比，我雖然吃過一點苦頭，卻是小巫見大巫。這也就是說，我還可以更深入一些，接觸面更廣泛一點，以期把這個城市的芸芸眾生都納入視野之中。

　　1999年春節前夕，我拎著一隻行李包，走進了康寧醫院，也就是深圳市唯—一家精神病醫院，我當一名醫護人員。深圳的生存壓力很大，深圳市的精神疾病的患病率遠遠高於全國12個城市。這迫使作為一個新聞工作者的我去觀察和思考這個問題。整整三天，我在鐵門後的護士臨時值班房中工作，有時還要忍受進院的女病人對我的毆打。院方說，我是自建院以來第一個，也是目前為止唯一一個深入三重鐵門後進行採訪的記者。

　　隱性採訪已經成為我新聞工作的極為重要的部分。隱性採訪可以採集到公開採訪也瞭解不到的新聞事實。作為顯性採訪的補充方式，隱性採訪成為批評報道的另一種重要手段。自1998年4月份始的一年半左右的時間裡，我我通過隱性採訪，認識了一些我原本永遠不可能認識的人，瞭解了我原本永遠也不能夠瞭解的別樣人生。

　　這些隱性採訪報道，以及我擬定的其他幾個今後要完成的選題，是連續性的「發生藝術」，也可以看作是我「個人式自傳式表演」，都是社會新聞寫實，成為我新聞生涯的一部分。

　　這組灰色體驗在收穫著成功的同時，也收穫著莫名的恐嚇與威脅。就在我坐在電腦前打這篇後記的這個晚上，我接到三個恐嚇電話，無聊且無恥。我想，這就是梁曉聲先生不贊成我這樣做的緣故吧？

　　的確，很多讀者都認為我是真正吃了豹子膽的人。而我要說的是，我的一段特殊的管教幹部經歷使我從事的記者生涯受惠良多。

　　我剛剛參加工作時，正是1988年，那一年，我們省裡剛畢業就參加工作的大中專學生一律要下基層鍛煉一年，我沒有留在省城任何一家律師事務所，沒有留戀任何一家法院，心嚮往之的僅僅是當一名記者。為了當記者，我願意去省裡一家很小的報紙，那張報紙是《江西新生報》。那個時候，只有那家報紙願意接收我的加盟。報紙是局下屬的內部機關報，專門辦給勞改與勞教人員看的。我一分配過去，立即執行下基層鍛煉的文件精神，到遠郊的永橋勞教農場去當女管教於部。

　　我在山清水秀的永橋農場整整呆了一年。那是一個封閉型的農場，女教養人員僅有200多號人，農場以種水稻、採茶、種茶為主業。勞教的人中，多是最早南下的「賣淫女」。女子勞教場所的於部值班每天「三班倒」，看守值日從不間斷，分到上半夜工作到12點30分倒還沒什麼，最怕的是下半夜工作。我那年才19歲，帶著兩位勞教積極分子，守在女勞教場的門口，還要到各個角落—一巡視，防止突發事件——逃跑、生病及其他。我是一個生性膽小的人，但那時，很可能是年輕氣盛吧，我竟然從未害怕過。有時，長夜漫漫，我就愛坐在勞教場地中央的水泥地上，仰望星空。遺憾的是，多年以後，我再也沒有看到那麼美的星空了。

　　有一次，我上夜班，女勞教人員病了，下夜班換班時，中隊長指示我連夜帶病人到山下場部醫院打點滴。我帶著兩個積極分子，用自行車扶著女病人下山看病。經過鄉人墳場，看見熒熒鬼火，不是沒有害怕過，而是救人要緊，顧不上許多。

　　在追逃堵截女勞教人員的一次行動中，我和中隊長在灌木叢中硬是藏了一夜。蚊蟲叮咬毒蛇攻擊，什麼都經歷過。

　　10年之後，當我坐在深圳窗明几淨的報社，在電腦上敲打出我的「隱性採訪」時，我對過往的一切總是心存感謝。正是那些特殊經歷，那勞教農場明亮的星空，茶園裡淡淡的茶香，使我多年以後，無論遭遇任何險境，都不再懼怕。

　　§四

　　13年的新聞生涯，我漸漸明瞭，那些具有新聞價值且為公眾所關注的現象、熱點與問題，無一不是與社會人息息相關的。新舊觀念的衝突，新舊事物的衰滅與滋生，總伴隨著美好與醜陋、光明與黑暗。在新陳代謝的陣痛中，個體的人應該在道德與精神的層面上得到提升。我的初衷，並不是單純的「暴露黑暗」與「挖掘隱私」，我只想把握筆下的眾生相，對底層進行世俗的關懷。同時，我希望，通過我的還只能說是淺顯的灰色體驗，廣大讀者對我們身處的時代的理解能夠更全面一些，從而加深理解改革開放的艱巨性與長期性。這也就是我將散見的文稿輯成一集的主要原因。

　　§五

　　感謝梁曉聲先生，他在百忙之中撥冗作序。

　　謝謝我的父親，希望我這個小記者沒有讓他這位老編輯失望。

　　1999年11月23日於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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