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記憶50年(153)

一五三

　　§1988年：商潮

　　商品經濟的大潮以不可阻擋的氣勢席捲社會的每一角落……偌大的神
　　州，已放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神聖的校園失去了往日的清高，安寧的書
　　齋，也難以再撫慰學者們一顆寂寞的心。

　　——許紀霖《商品經濟與知識分子的生存危機》

　　學者許紀霖在1986第9期的《讀書》雜誌上發表了這篇博得知識分子共鳴的文章。在「人民皆高」的洪流潰擊下，知識分子應該如何調整好自己的生存姿態呢？許紀霖試圖在新時代為知識分子找到一條生存途徑和心理途徑，許紀霖將這稱之為整個民族生死他關的大事。

　　相信這不是小題大作，1988年的中國，經商的浪潮一浪高過一浪，有多少人安於循規蹈矩的現狀？下深圳，闖海南，停薪留職，創辦公司，成為當時勇敢者最為時髦的行動。無數的機關幹部，企業職工都曾心動神搖，紛紛下海，儘管後來有許多人回頭是岸，也有不少人終於成為人人稱羨的「大款」。

　　本年度是一個開放的年度，從古以來受到輕視的商人，成為本年度最具光彩的象徵。私營企業開始悄然湧起，國家統計局統計表明，雇工8人以上的私營企業已達22.5萬家，而全民所有制工業的比重由1978年的80％下降到57.5％。

　　一些小道傳聞和報刊消息不斷動搖知識分子那份淡泊而寧靜的胸懷。

　　北京前門的一位老大娘靠賣烤紅薯，一年收入過萬元；廣州一位初中畢業的女青年，找不到工作，擺個服裝攤，幾年下來已腰纏萬貫，「萬元戶」是絕大多數中國人心目中嫉妒又羡慕的時髦稱呼。要知道，本年度首都北京的腦力勞動者月均收入只有172元，體力勞動者的月均收入為182元。1萬元是他們5年工資的總和。

　　關於經商的大量民間流行語開始誕生：

　　「富了擺攤的，苦了上班的。」

　　「擺個小攤，勝過縣官；喇叭一響，不做省長；全家做生意，賽似總書記。」

　　新的「讀書無用論」在社會醞釀，北京地區招收89級研究生，計劃招收8600名，但報名人數不足6000名，報名與招生出現倒掛，為應屆畢業生報考研究生比例最低的一年，大學生的擇業方向已偏向於急功近利，莘莘學子已無法安坐書齋。

　　在本年度，他們的選擇也許是對的。

　　29歲的王宗明在7月畢業于哈爾濱東北農學院，以優秀的論文通過博士答辯，獲得獸醫學科的博士學位。這之前，王宗明曾由四川農業大學畢業，考取東北農學院碩土生。受到長達9年高等教育的王宗明卻因分配問題陷入困境，黑龍江省最大的獸醫研究單位——哈爾濱獸醫研究所，無此專業，沒有收留他，母校東北農學院編制已滿；王宗明已聯繫到西南民族學院，但黑龍江省規定：博士生外流必須交納5000元至2b000元的培訓費。家境貧寒的王宗明哪裡能拿出這筆當時看來龐大的費用，為維持生計，王宗明無可奈何地在東北農學院校園旁擺起了個小煙攤。

　　生動的現實教育了我們的知識分子，這是一個教授賣燒雞、博士擺煙攤的年代，不能迅速轉化成貨幣的知識在本年度顯得無足輕重，這是1988年的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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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期以來第三產業的巨大空缺為人們提供了市場機遇，而1984年以來價格雙軌制的實施，又為流通領域內「官倒」大開方便之門。

　　早在1984年，國務院下文，把生產和企業所需物資分成計劃內和計劃外兩部分，以利於企業擁有更多自主權，這就是促使無數皮包公司誕生的價格雙軌制。同一種商品，兩種不同價格，為權力與金錢的互相轉換搭起了橋樑。

　　一張執照，一個皮包，一部電話，就是一個公司；一張名片，一個帳號，一次倒賣，便能賺來無數錢財。

　　這一年的頭5個月，北京新增公司700家，上海猛增公司達3000家，深圳的國貿大廈裡雲集有300家公司，到本年年底，全國公司達47.7萬家，而其中官辦公司成為熱點。由中央國家機關系統開辦的各級各類公司達2萬家，逾千名黨政官員在其中兼有職務。

　　上海市的統計，本年度由上海市各類黨政機關團體興辦的企業達361家，官商公司122家，650多名黨政幹部擔任公司職務，絕大多數公司屬流通領域的商業性企業。

　　在國家工商部門註冊的公司從業人員本年度達到4000萬人，占全國職工總人數的1／4，此外，更有數不清的掮客在到處牽線搭橋，人們戲謔地稱之為：「十億人民九億倒，還有一億在尋找。」70％的公司從事著流通領域的經營，很明顯，倒買倒賣是公司主要運作方式。

　　年產1.2億支藍天牌牙膏，年用鋁材1000噸的天津牙膏廠，在今年召開的全國有色金屬訂貨會上，竟然沒訂到1噸鋁材。國家牌價1噸鋁4400元，但有價無貨，私下交易是每噸1萬元。藍天牙膏廠1987年創下了500萬元的純利潤，但現在光購買原料就得多付600萬元，還有100萬元的差額讓廠長整日愁眉不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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