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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八


  「四五」運動能夠在3年之內平反,象徵著一個新時代的開始。由於「四五」運動的參加者,是廣大的工人、農民、知識分子、軍人、學生、機關幹部,具有廣泛的民意基礎。所以人民心目中的記憶性質決定了這次平反是大勢所趨,這也再次證明「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歷史的真正動力」這一規律的不可逆轉性。相比於「四五」運功從發生到平反的時間歷程,許多人的漫長冤獄和終生沉冤則遠遠不如它幸運,雖然慈樣的陽光終於灑落在死者冰冷的骨灰盒上。

  我們的彭德懷元帥就是這種命運的代表,有意思的是,為了避免太大的情感震盪,彭德懷恢復名譽的信息最初是通過(保衛延安)的再版傳達出來的。1965年,彭德懷出任大三線副總指揮前,毛就和他談道:廬山會議已經過去了,是歷史,現在看來,真理可能在你一邊,對你的事,看來批評過頭了,錯了,等幾年再談吧,但你自己不要等,要振作。

  就是這個「等幾年」,使彭總等到了「到三線以後,還在變木加厲地進行不正當活動」、「是修正主義的一面旗幟」的罪名,1966年,彭德懷被押送到北京,失去自由,受到所謂學生領袖韓愛晶,王大賓等造反派的挾持、逼供、批鬥、毒打,到1974年,蒙受冤案15年以後,在11月29日去世。當年保留《彭德懷自述》的彭的侄女在乎反後發表的文章中,這樣一段文字感動了千千萬萬的人——

  「在生命的最後時刻,伯伯異常清醒。護士告訴他沒有人來看望,他便側過頭去,把全部眼淚流到枕頭上,留在人間。突然,伯伯用那枯瘦如柴的右手掙扎,張著嘴『啊,啊』想叫喊。他不願就這樣離開人間,他要最後看一眼祖國的藍天、白雲。然而,專案組的人根本不理這臨終前的最後要求。伯伯掙扎不起來,心枯力竭……。這是1974年11月29日15時35分,這顆跳動了76年的頑強心臟,停止了跳動。」

  「下午4點左右,專案組才電話通知我,要我到醫院料理伯伯的後事。他們僅給我20分鐘。我獨自站在伯伯的遺體前,真想放聲痛哭一場:為祖國浴血奮戰幾十年的老元勳,替人民鼓與呼的忠心耿耿的大將軍,卻在這暗無天日的年月裡,如此悲慘和淒涼地離開人間……伯伯孑然一身地去了,可他留給這個世界的,是一座豐碑!」

  以彭德懷平反為序幕,一大批共產黨的高層領導人的錯案、假案、冤案都得到平反。

  1977年7月21日鄧小平得到平反;
  1978年12月,針對朱德、 陳毅、葉劍英、聶榮臻、陳雲、徐向前等人的所謂1967年「二月逆流」公開平反;
  1978年12月24日陶鑄得到平反;陶斯亮《一封終於發出的信》震撼人心。
  1979年6月,賀龍平反;
  1979年8月,張聞天平反;
  1980年2月,劉少奇平反;
  1980年9月,胡風平反,5年後他在精神錯亂後患癌症去世。

  發表於1978年8月11日《文匯報》 的小說《傷痕》 ,曾經感動了多來從文革「死裡逃生「出來的人,小說描寫的生活經歷和難以承受的親情裂變,是許多人的親身體驗。王曉華這個「革命小將」,為了誓死捍衛那個神聖般的政治理想,毅然地與「叛徒」母親劃清了界限,偷偷地提前畢業,去遼寧農村接受再教育。母親看到的是她的一張冰冷的紙條:「我和你,也和這個家庭徹底決裂了,你不用再找我。」母親給她寄去的衣物和信件看也不看就退回去。儘管她的「革命」態度堅決不貳,但家庭關係仍然影響了她的入團,甚至不得不與戀人分手,當她某一天知道母親的叛徒罪名是政治的陰謀所致時,悔恨萬分的王曉華回到家中只看到了母親的遺像。……

  《傷痕》所揭示的並不是蒙受政治與親情矛盾折磨最深最長的一群人的經歷,像王曉華一樣,生活在親情分裂、社會歧視和打壓、人身倍受侮辱的環境中的一群人,如右派地主、富農及其子女,他們從50年代起就被社會所排斥,到60年代,更是雪上加霜,成了人們唾棄的狗崽子。這一社會階層在「劣等種族」式的恐懼不安中屈辱地過完他們的童年和青年時代,這段時間長達20至30年,也許是人生三分之一的黃金時代,甚至全部。至少有3000萬人長期作為「社會渣滓」受到嚴格的限制,加上文革形成的更多的受壓抑的更多的幹部及百姓和他們的子女,這一階層的人數總量達5000萬人。5000萬人的數字太巨大了,說它是一種社會分裂,是不過分的。

  1979年1月11日,中央作出關於地主富農分子摘帽問題和地富子女成份問題的決定,1979年11月12日,中央批轉了統戰部等6部門《關於把原工商業者中的勞動者區別出來的問題的請示報告》,促使社會主義改造中遺留下來的歷史問題得以妥善解決。此外,中央還決定,對在1959年以來的反右傾運動中,因反映實際情況或在黨內提出不問意見而被定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或右傾機會主義錯誤的人,一律平反。本年公安部部長趙蒼壁在回答記者問時說:

  「地、富、反、壞、右幾類人摘帽以後,應當按照他們從事的工作或職業,相應地稱他們為農民、工人、教員、知識分子。他們享受憲法規定的公民的一切基本權利,而不應當對他們有任何歧視或者變相歧視。不要再叫他們『摘帽地主、摘帽富農、摘帽反革命、摘帽壞分子、摘帽右派』,更不能把他們繼續列為『專政對象』。」後來的歷史證明,1979年的社會大解放也解放了生產力,在經濟改革中,最先成為經濟生活中的人才,最早的一批成功者,是這一大批長期受到不公平待遇的人,這與他們在逆境中磨練自己意志衝破思想牢籠的努力相關,他們中的許多人,成為80年代經濟繁榮的堅實力量。全中國人獲得了在同一個天下同一個起跑線起步的機會,這無疑是民族的幸事,正如詩人所言:是一場風暴,一盞燈/把我們連系一起/是一場風暴,另一盞燈/使我們再分東西/不怕天涯海角/它在朝朝夕夕/你在我的航程上/我在你的視線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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