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記憶50年(45)

四五

　　§1957年：「高級垃圾」

　　像孫大雨這種人，如果他頑固得很，不願改，也就算了。……有那麼
　　一批人不肯改，那你就帶到棺材裡去見閻王。……現在分兩個地獄，資本
　　主義世界的閻王大概還是老的，社會主義世界就是（馬克思）這些人當閻
　　王。我看頑固不化的右派，一百年以後也是受整的。——毛澤東7月9日在

　　上海幹部會議上的講話

　　小說《豔陽天》裡有一個情節：富農子弟馬立本戴著耳機躺在炕上自得其樂，喜形於色地對客人說：「好傢伙！北京在搞大鳴大放，真帶勁！」——在很長的歲月裡，年輕的一代只能通過這樣的細節管窺到1957年的熱鬧光景。在春夏之交不足兩個月的時間裡，中國似乎發生了一場「新聞維新」。類似于《向毛主席、周總理提意見》的言論出現在黨報的頭版，著名的國家媒體夜以繼日地傳播著「右派」論點，我們很難想像：齊越、夏青這樣的播音員播送那些「右派」言論該是怎樣一副腔調；我們也不知道，平民階層聽到這些言論是否會有「黑雲壓城城欲摧」的懼悚感？不能否認，當時中國確實彌漫著樂觀的空氣。

　　許多舊戲被解禁，不少人到書店去打聽《金瓶梅》是否重新上市。從這個角度上看，一般民眾還是歡呼「鳴放」的。要不是報紙提醒，誰關心「右派」究竟是怎麼回事？總之，老百姓最後還是振臂起立了，不管他們是否注意到那一場短暫的「新聞維新」，他們事後還是為那些無法無天的邪惡言論所憤怒。老百姓承認，那些書生們文縐縐的右派言論，他們當時聽不太懂。但是，他們聽得懂那些經有關部門整理出來的話，如「殺共產黨」、「今不如昔」等等，於是老百姓要發言。如《老百姓沒有委託葛佩琦發這樣的言》、《我幾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被精心整理出來的言論是可惡的，「殺共產黨」這樣的以訛傳訛的言論也左右了大多數中國人對「右派言論」的記憶。怪不得50年代的一篇通訊寫道：一個解放軍戰士跳上講臺，指著右派只說了一句：「狠心狗肺！」便氣得什麼也說不下去了。

　　豈止是老百姓有這樣的反應！據說，當毛主席召見一名富有才華的年輕幹部時，這名考察過匈牙利事件的幹部誇誇其談了半天，老人家聽畢他的「政治新思維」，氣得渾身哆嗦，走進書房時，竟然差點被門坎絆倒，他的反應是：我黨受教育這麼多年的高級幹部都糊塗墮落右傾到如此程度，那麼黨外右派會是怎樣的反動惡毒啊！這段由喻權域教授親口告訴筆者的歷史插曲，也許能從一個側面映射出：歷史是怎樣由必然因素和偶然因素交織而成的。

　　有時候，偶然的因素反而更能證明歷史規律的嚴酷性質。當然，將歷史的轉折歸結為領袖個人意志的變化也是不公平的，但岡察諾維奇當年說得好：「太陽只有一個，其餘的都是可憐巴巴的小星星。」如今，越來越多的史學家開始熱衷於發掘這樣的課題：假如，毛澤東案頭上沒有那些歪曲的彙報材料，那麼，整風會不會朝著一種健康的方向發展？假如，……等等。可惜的是，這只能屬一種比較風趣的歷史新解，和歷史本質無關，即使這種猜測是對的，那也不能引出新的歷史教訓，只會徒然添些憾恨和感傷，而壓在中國人記憶上的感傷成份未免太多、太多了。

　　整風運動中的另外幾個插曲也是很有意思的。著名文學理論家、詩人孫大雨以「反革命罪」狀告上海高校和文藝界的一些人士，這種方式很難說不是意氣用事，正因為如此，孫大雨在反右中被人聯名以誣陷罪反訴了一次，使他成為反右運動中為數不多的受刑事處分的「右派」（葛佩琦被判處無期徒刑）之一。孫大雨的耿介狂放，連毛澤東都拿他沒辦法，笑一聲「花崗岩腦袋」，由他去了。最不合時宜的是前雲南省主席龍雲，反右風頭上嘴也不閑著（龍雲愛說話），他在人代會上說了三點：一、雲南彝族地區，生產文化落後，不應馬上實行土地改革，引起彝族人民反感（甚至騷亂）。減租退押是應該，但雲南很少有押佃的事；二、公餘糧征得太多，影響民食；三、蘇聯中止技術支援，太不應該，蘇聯搬走我國東北地區的工業設備，應該索回。

　　抗美援朝，社會主義陣營人人有義務，蘇聯卻讓我國還帳（還要高利息），也太不講兄弟之邦的情誼了。龍雲有關中蘇關係的話，即使在平時的情況下都是違規的。因為在整風伊始，中央就有明文規定：有礙國際關係的話不能講。而龍雲的這番話不僅冒反右形勢之大不韙，而且觸犯了整風的「約法三章」。連龍雲的老部下盧漢都大搖其頭，私下頓足：「老主席太孟浪，他的話雖然在情在理，但在這反右的風頭上，怎麼能說這些話呢？要挨，要挨！」果然，龍雲除了被打成「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外，還有一個與眾不同的諡號：「反蘇」。這是繼東北作家蕭軍以後，第二個被公開批判的中國「反蘇」分子。

　　在老百姓的印象裡，右派分子都是讀書人，工人、農民中是不可能劃分「右派」的，也沒有當「右派」的資格（中央曾明令：工人、農民中劃了右派的必須改正），但老百姓沒有當「右派」的資格，並不意味著老百姓可以隨便「鳴放」，有一頂帽子在等著「鳴放」分子，那就是「壞分子」。對於「壞分子」老百姓並不陌生，刑滿釋放分子、沒有改造好的二流子、不夠勞改條件的各種社會渣滓，這些舊社會思想的餘孽如不加以嚴厲的管束，那勢必是要敗壞新中國的社會空氣的。據說，有幾位講評書的藝人就是在「鳴放」中，不恰當地拿舊社會來說事，而被打成藝術界的右派分子的。

　　評書藝人在整風座談會上長籲短歎：「舊社會我們到縣裡鄉下演出，人家那個接待，嘖嘖！一日三餐好酒好肉，煙捲、茶水、水果、毛巾伺待著，有點嗜好的，還供應煙土，至於叫條子的那些事更別提了……咱不是鬧待遇，可有一樣兒，如今到基層表演天天白菜、熬豆腐，夜班費幾毛錢，這也不能體現黨對我們民間藝人的政策吧……」這種言論未免太過，連同情者在一邊聽著心裡都不是滋味：「你說這些幹啥？嗨，壞了，壞了！」

　　《豔陽天》上還有一個有意思的情節：一個趕馬車的農民進北京辦事，太學堂裡正在開辯論會，會上右派教授替農民叫苦，叫嚷「今不如昔」、合作社「搞糟了」。這農民聽不下去了，上了講臺同右派教授論理，他的實證是：他懷裡的兩個白饅頭，「叫你看一看，我們農民如今吃的是什麼——舊社會吃得上嗎？』同學們一片叫好聲，右派教授「狼狽不堪」。——在民眾的心裡，右派是一群無聊的、充滿舊社會氣息的人，他們不是鼓吹「一本書主義」（丁玲），就是瞎聊「大姑娘在河邊生私孩子」（劉紹棠）；不是拿《草木篇》來影射新中國（流沙河），就是瘋狗般的要「殺共產黨」（葛佩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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