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記憶50年(21)

二一

　　§1951年：秧歌動地

　　我是一顆不幸的種子，蒙受著不能發芽的痛苦……

　　——電影《徐秋影案件》臺詞

　　50年代發生在哈爾濱的「徐秋影案件」雖已獲平反，但這件震驚全國的所謂「反革命殺人案」造成了一家數口被處決、被長期關押的特大冤情，並以文藝形式流傳全國數十年之久。直到80年代，電視臺仍粗心大意地播出了有關影片，自然，被害人家屬一定要舊事重提的。

　　老一代人回憶起電影《徐秋影案件》，首先脫口而出的是那段著名的臺詞：「我是一顆不幸的種子，蒙受著不能發芽的痛苦。」這句臺詞之所以得以流傳，是因為它出自一個「女特務」之口，是文藝作品中罕見的坦露人性痛苦的表白。當時的普通觀眾一定覺得它很真實，而且有「文采」。將一件真正的案件搬上銀幕，對當時的電影工作者是一個挑戰。漂亮的女職員徐秋影在一個雨夜被人槍殺，公安人員從被害人風格暖昧的日記中感到了這件兇殺案的不尋常。於是，一個希區柯克式的懸念故事開始了。

　　這句著名的臺詞不僅成為女主人公悲劇命運的象徵，而且成為一戶人家幾十年悲慘人生的讖語。任何一種人類運動，都不免給人們的生活帶來影響，「徐秋影案件」就是例證，儘管公允地看，它只是鎮反運動中的不和諧章節之一。電影工作者自然是按照嚴格的政治標準來解釋「徐秋影案件」的意義的。不過，雖然這件案子是一起令人憾恨的錯案，但影片的警世色彩卻在億萬人的腦海中長存不滅。這究竟是傳媒的錯誤，還是命運的錯誤？

　　提到50年代，我們自然會聯想起許許多多的黑白影片，它給我們留下了許多的象徵物。50年代保留了40年代的某些電影傳統，但蘇聯風格的影響是最顯著的變化。如東北電影製片廠的廠標，工農兵形象造型非常接近於列格勒電影製片廠的廠標，序曲乾脆就採用蘇聯音樂；50年代演員的腔調，也是一種傳統國語同老解放區方音的混和物，白楊、陶金等人的發音屬「上海時代」，而田華、陳強等人則老解放區的方音稍重一些。這種語言風格甚至影響了譯製片的配音，如一部電影中，德國軍官喃喃自語道：「蘇聯間諜，蘇聯間諜……」在這裡「間」字發聲變成了平聲，「an」字音也特別誇張壓抑，顯得很嘶啞。

　　現代中國人的集體記憶中，這種獨特的發音和發黃的膠片、教堂造型式的藝術一起，構成了50年代的古色古香。哪怕是嚴酷的鬥爭和革命暴力，只要具備了50年代的形式，那麼，它仍然散發著溫暖的色澤。誰能夠想到，《徐秋影案件》樸素的電影形式後面，掩蓋了一個近30年的悲慘故事呢？——在觀眾眼裡，女特務徐秋影總是出現在若明苦暗的光影中，被邪惡勢力所控制。她的氣息帶有舊時代女子的典型特徵：軟弱、自憐、迷途，總之，這個女人透發著舊時代淒婉的美。在影片中，她活在偵破人員的倒敘和被告人的回憶中，伴隨著她的總是雨夜和燈燭，仿佛宗教畫中作懺悔的蕩婦。很明顯，導演對這個女特務注入了一種複雜的情緒，控訴完成了，陰謀曝光了，罪人被懲辦了，陽光下的勞動者沿著康莊大道繼續向著壯麗的時代前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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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們，你們要警惕啊！

　　這是《徐秋影案件》的呐喊，這是歷史性的共和國肅反對人們的要求。每一個政權都要鎮壓敵人，法國大革命如此，拿破崙的革命如此，十月革命是如此，中國革命也是如此。然而，作為肅反標本之一的《徐秋影案件》卻因歷史的誤會，而變成了一次真正的噩夢。它的發生和演變，已遠離了國家公訴人和被害人的本意，億萬觀眾的集體記憶錯位了幾十年，文藝作品的受害人雖然在晚年獲得了安寧，然而，當年的觀眾卻開始歎息：逝者如斯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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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1年的春天，東北的氣氛就像電影《鐵道衛士》所表現的那樣，老百姓們沉浸在「抗美援朝，保家為國」的全民性熱情之中。哈爾濱的大街上，人們在扭著秧歌，青年男女們唱著：

　　嘿啦個啦啦，嘿啦個啦啦，
　　天空飄彩霞呀，地上開紅花呀，

　　……

　　與此同時.一封控告信寄到了哈爾濱市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控訴人稱：三年以前，他的女兒趙潔珊（即「徐秋影」的原型）在松花江俱樂部西側的江畔被人槍殺了。公安機關雖作過調查，但在排除了幾名嫌疑人（趙的追求者）作案的可能後一籌莫展，加上當時的民主政權鎮反任務十分艱巨緊張，所以，這個案件被擱置了下來。因此，被害人的父親呼籲政府「早日逮捕兇犯」。由此，哈爾濱市公安局成立了「2號案件」偵破小組，再次從死者的遺物中發掘線索，從趙潔珊的一個記事本（這也是電影中的「徐秋影」案件的靈感來源）中發現了一個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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