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京滬暴動內幕(115)_李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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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五

　　◎尾聲

　　世事如棋，人生滄桑，當年參加京滬暴動案的人們（死者與倖存者）及有關人物，解放後都有不同的經歷。王葆真於1977年逝世。僅缺2年，他活了整整一個世紀，跨越了幾個歷史時代。

　　這位敵人屠刀下的倖存者，一生歷盡滄桑。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在死囚牢裡的王葆真，由民革滬甯區臨時工作委員會負責人陳銘樞迎接出獄。先在上海永川醫院治療20天。民革特派員朱蘊山代表組織向他致以親切的慰問，

　　20天后——6月17日，李濟深電邀王葆真去北京。18日夜車赴京。到京時，董必武、吳玉章、李維漢等負責同志在北京車站迎接，民革主席李濟深也親到車站迎接。隨後由李維漢陪同住北京飯店。

　　王葆真到北京不久，在周恩來同志邀請下參加第一屆全國政協會議與開國大典。

　　在獄中受毒刑拷打的王葆真，這時胃病發作了。周恩來總理聞訊後，當即派人把他送進北京醫院，並通知傅連璋同志要他主管治療工作。傅連璋建議動割腎的大手術。手術前由李濟深簽字。經過精心手術與治療，七旬高齡的老人又一次從死神的魔掌下解脫出來。

　　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後，王葆真歷任政法委員會委員，華北行政委員會委員，全國政協常委，河北省政協副主席，第一屆全國人大代表，民革中央常委等職務，為建設社會主義新中國，發展愛國統一戰線，老人作出了一定的貢獻。然而，老人的晚景坎坷曲折。1990年6月末，王葆真的女兒王振琳，遠從北京給筆者寄來一本《王葆真文集》與一封信。

　　信上說：

　　「……來信所提問題在文集上都可得到梗概。從各時期文章，可瞭解父親的愛國激情百折不撓。在舊社會他與黎民百姓同呼吸共命運，為蔣獨裁政權所不容，在新中國與人民共沐朝暉，為黨和領袖稱做朋友，『特邀』參加歷年各次慶典，都因為他不再是他參與創建的黨派的執委。直到去世10年後，該党的領導換為共同參加創建該黨的兩位老人，才得出此文集，兩位老人一題書名，一寫懷念文章。文集出版可慰藉友人對老人的懷念之情……」

　　這裡所指的「兩位老人」，一是屈武（題書名），一是朱學範（寫懷念文章）。

　　王葆真是1948年民革在香港成立時的創建者與參與者，為什麼不再是執委，又為什麼以「特邀」身份參加歷年各次慶典呢？

　　回答這兩個問題，涉及他20年的不幸歲月。

　　他是戴著右派帽子離開人間的。

　　50年代初期，河北洪水災害嚴重，安平、饒陽、獻縣一帶，每到雨季，堤壩潰決，洪水橫流，人民生命財產遭受嚴重損失。新中國成立後，黨和政府為治理河北水患曾做了大量工作。1956年河北又遭受了一次嚴重的洪水災害，受災農田有4500萬畝，受災人口達1500萬人，受毀滅性破壞的村莊有807個。王葆真留學日本時，對農田水利建設造詣頗深。這時他不顧自己年邁體弱，深入到海河水系的一些地、縣，進行深入細緻的調查研究，又經嚴謹周密的思考，寫了長達2萬余言的治水方案——《溝池制》，鄭重其事地送給領導，算作千慮之一得。他還以根治河北水患為中心內容，在全國政協與河北政協會上發言，豈料事與願違，他的意見未予採納，反因言獲罪，被認為是「借水利問題撈取政治資本」的「政治掮客」，「是有組織的向黨猖狂進攻」，有了這些罪名，也就被推入「右派」的行列。他內心自然是感慨萬端，何以會有這樣的處理呢，他堅信總有一天黨會給他糾正的。

　　這樣，王葆真就被打入另冊。從此蟄居於北京西城區的松鶴胡同，默默無聞地生活著。一到10年動亂，他又遭難。四間簡陋平房，梳篦似地抄了幾遍，結果除幾件衣物外，什麼金銀財寶，什麼存摺現款，一概全無。真應了「兩袖清風，一肩明月」的贊言。

　　歷史終於翻到新的一頁。

　　1978年1月8日，党為王葆真的逝世舉行了追悼會。追悼會由沈雁冰（全國政協副主席）主持，出席的有烏蘭夫、鄧穎超、王震、康克清等人。遺體葬於八寶山。

　　1979年，党為王葆真的右派問題作了平反改正。

　　他——不愧為一位「為國為民終生不渝的老英雄」（陸定一語）

　　1990年5月，在毗鄰上海最繁華的南京路的一側，上海民革的辦公室裡，我見到了當年與王葆真一起戰鬥的梁佐華先生。

　　他已80餘高齡，精神矍鑠，說話聲音洪亮。在他盛情邀請下，我造訪他在瑞金二路的寓所。我們是步行去的，一路上他步履沉穩，還時時關照比他晚出15個春秋的我。

　　談到王葆真先生，他流露出非常崇敬的神色，他說：「卓山先生把一生獻給革命，高風亮節令人敬仰。當年他不幸被敵人逮捕，我和任廉儒有幸逃出上海去香港。後來我又從香港回上海，按中共華南局的指示，繼續聯繫郭汝瑰的起義工作。」

　　他又說：「王葆真先生寫了一本自述，交給我保存。這是留給我們的極寶貴的精神財富。」

　　梁佐華——這位當年的中共地下黨員，民革成員，談起他解放後的經歷，深深感到自己的幸福。他說：「飲水思源，我們今天的幸福生活是由孟士衡、吳士文、肖儉魁等千千萬萬的烈士流血犧牲所締建的。孟士衡的音容笑貌，至今想來，還栩栩如生地浮現在我的腦際。」

　　梁佐華在解放後也有過短暫的不幸，說短暫也有2500多個日子，整整7個年頭。他說：「1949年6月19日，我從香港回到剛解放的上海，在上海市政府見到副市長潘漢年同志，聯繫有關郭汝瑰的起義問題。他說這事將由二野駐滬聯絡處派人帶著我的信來與你聯繫。二野駐滬聯絡處的負責人張光西來找我時，果然帶著潘漢年的親筆信。後來我把這信保存起來留作紀念。文化大革命中，紅衛兵在抄我家時抄到這封信，硬說我與『大叛徒』潘漢年有秘密勾結，通宵鬥爭，後來抓進公安局，整整關了7年。」

　　梁佐華在1985年離休。現在擔任上海民革市委顧問，文史委員會副主任。

　　梁老給我來信說：「我雖年逾8旬，身體很好，健步如常，尚可發揮餘熱。」（1991年4月8日來信）近年他寫了數萬字的文史資料。

　　在和梁老的談話中，我問起他的戰友、當年與他一起做郭汝瑰起義工作的任廉儒。梁老黯然神傷。

　　他說：「任廉儒已經過世了。」說完，他低著頭。幾分鐘後，他又說：「任廉儒同志當年是中共中央軍事情報處的負責人，由董必武同志直接領導。郭汝瑰起義成功後，中央考慮他的身份沒有暴露，準備派他去香港作秘密工作。因當時他的血壓過高，而未成行。豈料1953年7月13日，廉儒同志突患腦溢血，逝世于重慶。遺體葬于重慶磁器口楊公橋附近，董必武同志為他寫了碑文。」

　　「象任廉儒同志這樣不求名利，甘作無名英雄，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高貴品質，該是我們學習的榜樣。」我說了自己的意見。

　　「對，對！是這樣。」梁老神采飛動，贊同我的看法。

　　話題中，我們談到了起義將領郭汝瑰。

　　梁老在抽屜裡翻出一份剪報，說：「你先看看這份材料。」這是刊於《人民日報》（1981年5月18日）四版的一則消息。內容是：

　　昔日起義將領今日共產黨員

　　郭汝瑰體諒國家困難謝絕上級的照顧

　　（本報訊）政協第五屆全國委員會委員、重慶市政協常委、原國民黨起義將領郭汝瑰，自去年4月9日加入共產黨後，不遺餘力地為黨作貢獻。最近，他主動交回撥出的16000元修房費。

　　郭汝瑰今年74歲，四川銅梁人。原是國民黨72軍軍長、22兵團中將司令官。1949年12月9日（應是12月11日——筆者注），在四川宜賓率部起義，歷任我軍軍長、川南行署委員兼交通廳廳長、南京軍事學院教員等職。1970年離休回四川，現在住在其兒子處。

　　組織上批准郭汝瑰離休時，他主動申請不進大城市，不住幹休所。他認為，一個人離休或退休後，就變成了普通老百姓，不要有什麼特殊的照顧，不能再給組織上增添什麼麻煩。他在巴縣和北碚的住房，都是由當地房管部門給分配的，現在住著一套三間的房子。按總後有關規定，組織上準備給他撥出16，000元修建住房。他聽說後，主動向重慶警備區政治部寫出退回修房撥款的報告。他在報告中說：「我經過學習今年中央的有關文件，知道目前國家經濟有困難，作為一個共產黨員、革命軍人，要體諒國家的困難，為國分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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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完剪報，表達了自己深深的敬意，同時問：「郭將軍近年的情況？」

　　「這幾年郭將軍埋首筆耕，把他的親身經歷寫了一本回憶錄，同時還擔任《中國軍事史》的主編工作。」梁老答道。

　　看來解放後郭將軍是一帆風順的，是否也有過小的挫「小挫折是有的。」梁佐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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