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星照耀中國(128)_斯諾

一二八

　　§中文重譯本序

　　——胡愈之

　　本書作者斯諾的姓名是中國人民早已熟知的了。但是，為了未讀過和已讀過這本書的人們更深刻地瞭解這本書，對這一位傑出的新聞工作者、作家的一生經歷以及寫作《西行漫記》的時代背景和歷史背景，作概括性的介紹，也仍然是必要的。

　　埃德加·斯諾在一九〇五年出生於美國坎薩斯城的一個貧苦家庭。他年輕時，當過農民、鐵路工人和印刷學徒。大學畢業以後，他開始畢業所從事的新聞工作，在坎薩斯城的《星報》和紐約的《太陽報》初露頭角。往後他在開往外洋的貨船上當了海員，曆游中美洲，最後到了夏威夷，仍然為美國的一些報紙供稿。一九二八年，在中國大革命陷入低潮的時候，他到了上海，擔任《密勒氏評論報》的助理編輯，以後兼任紐約《太陽報》和倫敦《每日先驅報》的特約通信員。一九三〇年以後，他為採集新聞，遍訪中國主要城市和東三省、內蒙古、臺灣以及日本、朝鮮、荷屬東印度。他在中國西南各省作長時間的旅行，徒步經過雲南省西部，到達緬甸和印度，訪問了甘地和其他印度革命領袖。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時，斯諾正在上海，目睹一九三二年的淞滬戰爭和一九三三年的熱河戰爭。在這以後，他在北平燕京大學擔任新聞系教授兩年，同時學習了中國語文。在這一時期，他認識了美國著名的進步新聞記者史沫特萊，還和魯迅、宋慶齡以及一些中國地下黨員有所接觸。他編譯了一部英文的現代中國短篇小說選《活的中國》，是首先把魯迅著作介紹到西方的人之一。

　　一九三六年是中國國內局勢大轉變的關鍵性的一年。斯諾帶了當時無法理解的關於革命與戰爭的無數問題，六月間由北平出發，經過西安，冒了生命危險，進入陝甘寧邊區。他是在紅色區域進行採訪的第一個西方新聞記者。

　　他達到了目的。他衝破了國民黨以及資本主義世界對中國革命的嚴密的新聞封鎖。首先他到了當時蘇區的臨時首都保安（即志丹縣），和毛澤東同志進行長時間的對話，搜集了關於二萬五千里長征的第一手資料。然後，經過長途跋涉，他到達了寧夏南部的預旺縣，這已經是和國民黨中央部隊犬牙交錯的前沿陣地了。最後他冒著炮火，從新折回保安，由保安順利地到了西安。當他回到北平時，正是西安事變爆發前夕。他在北平首先為英美報刊寫了許多篇轟動一時的通訊報道，然後彙編成一本書，書名是《紅星照耀中國》。

　　「紅星照耀中國」，甚至還照耀世界，作為一個資產階級報紙的新聞記者，他已經預感到了，雖然他當時的報道，局限於中國的「西北角」——一片人口稀少的荒涼的被國民黨強大部隊重重圍困的紅軍根據地。

　　這四個月的旅行使一個來自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新聞記者，在思想感情上起了極大的變化。他對於中國共產黨，它的領導人，革命的戰士、農民、牧民、工人、共青團員、少先隊員，有了真摯的熱烈的感情，從而對於在革命與戰爭的激浪中的中國，有了深刻的正確地認識。這種認識不久就為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和蘆溝橋事變以後的全面抗日戰爭所證實了。

　　一九三七年十月，《紅星照耀中國》就由倫敦戈蘭茨公司第一次出版，到了十一月已發行了五版。這時候斯諾正在上海這個被日本帝國主義包圍的孤島上。當時上海租界當局對中日戰爭宣告中立，要公開出版發行這本書是不可能的；在繼續進行新聞封鎖的國民黨統治區，是更不必說了。但是得到斯諾本人的同意，漂泊在上海租界內的一群抗日救亡人士，在一部分中共地下黨員的領導下，組織起來，以「複社」的名義，集體翻譯、印刷、出版和發行這本書的中譯本。斯諾出了對原著的文字作了少量的增刪，並且增加了為原書所沒有的大量圖片以外，還為中譯本寫了序言。由於當時所處的環境，中譯本用了《西行漫記》這個書名，作為掩護。《西行漫記》出版以後，不到幾個月，就轟動了國內以及國外華僑所在地。在香港以及海外華人集中的地點，出版了《西行漫記》的無數重印本和翻印本。直到現在，在中國人民中間，《西行漫記》和斯諾這個姓名是不可分離的事。雖然早已沒有必要再用這個隱晦的名稱，但是為了保存初版的本來面目，現在的重譯本仍然用《西行漫記》作為書名，是恰當的。

　　由於他在西北紅色區域四個月的冒險中引起的激情和對中國人民的熱愛，他用了他的後半生的幾乎全部精力，對中國問題作繼續探索和報道。抗日戰爭開始以後，他擔任英美報紙的駐華戰地記者。一九三九年，他又一次到了延安，和毛主席進行了談話。這些對話後來是在《密勒氏評論報》發表了。一九四一年斯諾對於皖南事件作了入時的報道，受到國民黨反動派的打擊，被迫離開中國。一九四二年到四三年他又來過一次中國，在這以後他要訪問中國越來越困難了。在麥卡錫主義控制的時期，美國聯邦調查局把他當作危險分子，不容許報刊發表斯諾的文章，他被迫遷居瑞士。他的護照也禁止去中國旅行。直到一九六〇年六月，他得到我國領事館的單獨簽證，才第一次來到解放後的新中國，和毛主席、周總理進行了會談。一九六四年到六五年初，他再一次訪問中國，毛主席又接見了他。一九七〇年十月斯諾同洛伊斯·惠勒·斯諾夫人一同來華，國慶節在天安門上同毛主席，同周總理會了面。十二月十八日他和毛主席進行了長時間的也是最後一次的談話。這是在中共九屆二中全會以後，在那一次會上毛主席對林彪、陳伯達一夥的唯心主義先驗論和英雄創造歷史的謬論，進行了嚴肅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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