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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三


  這些現象反映了共產黨方面總的來說願意在形式上和名稱上作必要的讓步,同時又保留他們在主義上和綱領上的基本內容,和他們的在自治條件下的存在。國民黨口頭唱得好聽的孫中山的三民主義,象在大革命時期一樣又受到共產黨的尊重。這不是蔣介石的三民主義,因為共產黨給了他們自己的馬克思主義的解釋。很明顯,馬克思主義還有社會革命的基本原則,他們是決不會放棄的。他們所採取的每一新步驟、所作的每一變化,都是從馬克思主義的角度來進行檢查、辯論、決定和結合的,而且也是從無產階級革命的角度,共產黨並沒有放棄無產階級革命,這仍是他們的最終目標。

  共產黨政策的最重大變化是停止實行沒收地主土地,停止反對南京和反對國民黨的宣傳,答應給一切公民平等權利和選舉權,不論他們階級成分如何。其中最直接影響到紅色經濟的,自然是停止沒收土地。這並不意味著在已重新分配土地的地方把土地還給地主,而是同意在共產黨新控制的地區放棄這種做法。

  為了補償由於這種讓步而造成經費的短缺,蔣總司令同意——儘管不是正式地——把蘇區視作「國防地區」的一部分,並且按這種地位拔給經費。第一筆經費(五十萬元)是在蔣介石回南京後不久付給共產黨的。國民黨的貨幣有一部分用來收回蘇區貨幣,還有一部分購買製成品給合作社(現在存貨充沛)和購買必要的裝備。這些錢沒有一文浪費在薪水上。財政人民委員仍靠五元錢一月生活!南京每月經費的確切數字在本書寫作時仍在談判中——事實上,未來合作的具體工作協議也還在談判中。

  六月間,蔣介石派私人座機到西安接共方首席代表周恩來到中國夏都牯嶺。周恩來在那裡同蔣介石及其內閣作進一步談判。討論的問題有共產黨要求參加定於十一月召開並通過「民主」憲法的國民大會。據報道,已經達成協議,「邊區」可以作為一個地區派九名代表。

  但是,極有可能,這些代表不會稱為「共產黨人」的。南京還沒有公開承認這次所謂的「複婚」。它寧可把這關係看成是納妾,她行為是否端正還有待證明,而且為了外交的緣故,這種關係在家庭圈子外面還是少談為妙。但是即使這種偷偷摸摸的「結合」,也是令人震驚地公開反抗日本,這在幾個月以前是不可想像的。同時,日本自己的(通過媒人廣田)與南京體面地結成「反共」婚姻的要求,終於被拒。這也許是南京外交政策終於有了根本變化的最後的明確跡象。

  對於並不熟悉中國政治的天真的西方觀察家來說,這個結局似乎是完全不可理解的,因此在分析它的意義時可能犯嚴重的判斷錯誤。當然除了中國以外世上別的地方是不可能發生這種事情的。在經過了十年最激烈的內戰以後,紅軍和白軍忽然攜手合唱《友誼地久天長》。這是什麼意思?是不是紅軍變白了,白軍變紅了?誰都沒有變。但是總得有人得了利,有人失了利?是的,中國得了利,日本失了利。因為看來似乎是,由於第三方面因素——日本帝國主義——的插手,極其複雜的兩方之爭,再一次推遲了決戰。

  因此要大略知道紅色的天際上出現的前途,我們必須看一看帝國主義在中國革命中所飾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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