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星照耀中國(121)_斯諾

一二一

　　但是且慢，好戲還在後頭。與此同時，中央執行委員會卻有條不紊地根據自己的安排採取了一些措施。最有意義的也許是在領導集團中地位僅次於蔣介石的汪精衛的開幕詞。自從反共戰爭以來這位汪同志第一次發言中沒有說到「安內」（即剿共）是全國頭等大事，沒有重複他的名言「抗戰必先統一」。他說，現在全國「首要問題」是「收復失土」。此外，全會還真的通過決議要先收復冀東和察北，取消「自治性」的冀察委員會。當然，這並不是說南京要同日本開戰。它的意義僅僅是，日本如繼續對中國進行軍事侵略將會遭到南京方面的武裝抵抗。但是這已是向前躍進了一大步。

　　接著，中執會又在行政院長的建議下，決定在十一月十二日召開長期拖延未開的「國民大會」，在中國實行「民主」。這次是決定要召開了，不再進行拖延。更重要的是，常會受權修改國大組織法，增加「各界」的代表名額。總司令——又是通過汪精衛——宣佈全國的第二個大問題是加速實現民主。

　　最後，在全會的最後一天，蔣介石發了言，保證除了賣國賊以外給大家更大的言論自由，而且他沒有提到「文匪」——這還是大家第一次聽到總司令要維護新聞自由。他並且答應「釋放悔改的政治犯」。另外不聲不響地向報界發了一道命令，不再用「赤匪」和「共匪」的字樣。少數監獄開始放出一些不太重要的受害者。

　　然後，好象事後才想到的一樣，在這次有歷史意義的全會的最後一天，即二月二十一日，發表了一個長篇宣言，表面上是為了要譴責共產黨。宣言概述了十年燒殺破壞的罪行史。這當然是國民黨對這十年的觀點。宣言問道，這些人曾經是體面的公民，甚至是德行操守無懈可擊的國民黨的盟友，怎麼會墮落至此？要同匪徒、小偷、兇手「和解」是根本談不上的，這一點豈不明顯？但是結果是，這一切空話實際上不過是為宣言末尾提出的和平條件作準備，這使得那些仍舊不惜一切代價反對和平的保守派感到極為反感。

　　這些建議是什麼？全會向共產黨提供了一個「改過自新」的機會，不過有四個條件：

　　（一）取消紅軍，改編為國軍；
　　（二）解散「蘇維埃共和國」；
　　（三）共產黨停止與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唱反調的宣傳；
　　（四）放棄階級鬥爭。

　　這樣，雖然是用「投降」而不是用「合作」的字眼，國民黨接受了共產黨提出的「和解」談判的基礎。請注意，這些條件仍把共產黨的小小自治國、他們的軍隊、他們的組織、他們的黨、他們的將來「最高綱領」留在共產黨的手裡。或者說，至少共產黨可以這樣希望。而實際上他們就是這樣希望的。因為在三月十五日，共產黨、蘇維埃政府和紅軍發表了一個長篇宣言，要求與南京方面重開談判。

　　蔣介石的這一切複雜手腕，為了什麼目的？顯然，這麼巧妙地搞這一套手法是為了要既不降低他本人或南京的威望而又能同反對派和解。他的命令和講話，全會的決議，按其正確的順序來讀一下，就可以看出，他滿足了所有各反對派別的政治要求的一部分——剛好使他們不致於團結起來堅決反對他，但又不足在國民黨內部引起反叛。內戰停止了，很明顯，南京終於承擔起武裝抗日的任務。他答應了擴大政治自由，並為實現「民主」定了一個具體日期。最後，還提出了一個方案，國共可以據此武裝休戰共處，如果還談不上「合作」的話。同時，政府在名義上拒絕了叛軍的要求和共方的「合作」建議。這都是好得不能再好了。

　　我們一定會注意到，這些和解措施是蔣介石在南京面臨很大敵對意見的情況下強行通過的，而且當時他個人剛剛經歷了一場巨變，險遭不測，換了一個不如他有遠見的人，很可能懷恨在心，失去理智，輕率採取報復行動——實際上，蔣介石在南京的一些憤憤不平的部下就是這樣要求的。但是蔣介石比他們精明。他安危脫險時受到人民極大的歡迎，這不僅是對他個人的擁護，而且也是人民要求和平反對內戰，要求團結抗日的有力表示。對此，蔣介石是完全理解的，他也知道他如果對西北方面採取任何懲戒行動都會在一夜之間喪失民心。

　　更為重要的是，西安事變暴露了他自己權力結構中的深刻裂痕。他明白這種裂痕很容易擴大為致命的破裂，使整個結構四分五裂。他現在清楚地看到和平對他有極大的好處，可以把這些裂痕一一消除殆盡。他沒有收回在西安作出的諾言，他沒有對扣留他的人馬上進行公開的報復，他軟硬兼施，既作了恰如其分的威脅，又作了必要的讓步，真不愧是玩弄政治手腕的天才。這樣，他終於分裂了西北集團（這是他第一個目標），把東北軍安然無事地從陝西調到安徽和河南，把楊虎城將軍的西北軍整編後劃歸中央指揮。二月間，南京軍隊就能夠安然無事地未遭任何抵抗佔領了西安和西安近郊，到下一月，開始同共產黨談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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