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星照耀中國(118)_斯諾

一一八

　　蘇維埃政府和共產黨在聽到事變的消息後，立即召開聯席會議，決定支持八點綱領和參加聯合抗日軍事委員會。不久以後他們就發表通電，③表示相信「西安領袖此次行動出諸愛國熱誠，希望迅速制訂立即抗日的國策。」通電強烈譴責何應欽的討伐，宣稱「如發動內戰，全國就會陷入大亂，日本強盜就會利用這個機會侵略我國，亡國奴的命運難逃。」為了要爭取和平解決，共產黨要求在不打仗的基礎上開始談判和召開各黨派和平會議，討論全國聯合抗日的綱領。該電明確表明了張少帥請到西安去的共方代表要遵循的政策——在整個事變期間他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他們為他在政治上出主意。

　　〔③《召開和平會議的建議》，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九日保安。〕

　　共產黨代表團團長周恩來一到以後就去見了蔣介石。④不難想像這次會見對總司令產生了什麼效果。蔣介石當時身體猶弱，驚魂未定，據說見到周恩來——他原來的政治副手，曾經懸賞八萬元要他首級——進了房間向他友好地打招呼，嚇得臉色發白。他一定以為紅軍已經進了西安，要把他帶了去當俘虜了。這樣一種恐懼也使蔣介石夫人的標緻的腦袋不安過一陣子，因為她說，她「覺得目標（如果蔣介石被帶出西安）一定在紅軍戰線後面的某個地方。」

　　〔④蔣介石自己的記載中沒有提到同周恩來的談話。〕

　　但是周恩來和張少帥兩人都馬上解除總司令的疑懼，他們兩人都承認他是總司令，坐下來向他解釋共產黨對民族危機的態度。蔣介石開始時沉默不語，態度僵硬冷淡，後來聽著——這是他十年反共戰爭中第一次——共產黨的觀點，態度才慢慢地緩和下來。在十二月十七日到二十五日之間，蔣介石、張學良、楊虎城、共產黨舉行了頻繁的會談。現在大家都已知道，蔣介石一開始時甚至不願討論叛逆的綱領。但是由於他不再受到親信的包圍，由於聽到南京正在進行種種陰謀的消息，由於他對大規模內戰的後果越來越擔心，他不但開始比較相信當前俘虜他的人，而且也開始比較相信共產黨人是真心反對內戰，願意在他本人的領導下協助和平統一全國，只要他提出一項積極武裝抗日的政策。在這幾次會談中，也很可能討論了最後成為南京和蘇區休戰基礎的四點原則。

　　蔣介石在他自己的日記裡自然沒有記下這些討論的詳細情況，因為他的立場是——而且也不得不是如此——他從來沒有為後來實現的和平進行過「討價還價」。只能夠「服從政府」。在張學良等人把他們的會談經過的記錄公佈之前——鑒於目前的政治形勢，這在相當一段時期裡大概是不可能的了——這兩個星期會談的全部內容是無法弄清楚的。但是根據現有的材料，可以把十二日以後的事件的輪廓重述如下：

　　十二月十四日端納先生的到達西安，是在朝向協議方面取得進展的第一步。這個澳大利亞人是總司令的「外國朋友」，他的非正式顧問，以前也為張學良擔任過類似的角色。張少帥為什麼邀請端納而不邀請別人來親眼看一看，向世人「保證他（蔣）的安全和舒適？」其中原因，對從側面瞭解中國人的心理，頗有幫助。張學良知道，任何一個中國人在這樣一場危機中擔負這樣的使命，他說的話是沒有人會相信的，這南京也知道。但是如果是個外國人，由於是個「外人」，就可信了！

　　端納於十五日回洛陽，打電話向南京提出報告。蔣介石還活著，受到很好的待遇。他還傳出話來說，蔣介石派了蔣鼎文將軍（他的被俘幕僚之一）帶了一封親筆信給南京的軍政部和政府。這個消息大大加強了蔣夫人對付主戰派的力量，因為她現在不僅有具體證據，證明她的丈夫還活著，而且有（除了戰爭以外的）「其他方法」，象端納所說的那樣。和平解決有了可能。

　　十八日那天，蔣鼎文將軍帶著總司令的信到達南京，此信命令軍政部長何應欽停止「討伐」。蔣鼎文將軍還有一個偕同南京一些代表回西安的困難任務。作為「代表」的第一個人選，張學良自然提議孔祥熙博士，總司令的那個顎下垂肉重重的連襟，他當時不僅是財政部長，而且在蔣介石缺席期間，還是行政院代理院長兼國家首腦。孔博士表示猶豫推辭，因為「醫生勸孔博士不要飛赴西安，」蔣夫人這麼說。不過南京其他的人也勸他不要去，因為他一去就肯定會被大家認為是開始正式談判，何應欽將軍堅持，為了政府的威信，這是必須避免的。因此，作為折衷，蔣介石的妻舅，全國經濟委員會主席、哈佛大學留學的宋子文代替孔博士前去。宋子文屬南京的開明分子，即國民黨中所謂「歐美派」（他們極其反日，現在贊成統一戰線運動），他在西安是個受歡迎人物，因此是最佳的調停人選。同宋子文飛西安的還有顧祝同將軍，他是除了何應欽軍政部長以外的南京將領中沒有在政變在被俘的唯一重要將領。

　　宋子文於二十日飛抵西安。到這時，「原則上」的總協議似乎已經達成。總司令沒有提到它，但是張學良少帥在十九日向外國報界發表了聲明，從下述摘要可以看出，至少他是認為解決方案已幾乎完全求得了：

　　總司令在此久留不是我們的責任。端納先生上星期一到達後，總司令的氣憤和不願談話的心情稍減，他心平氣和地討論了我們面前的問題，至星期二已原則上同意我們所提各點，以便採取明確國策，實行改革，使全國能夠在政治上和物質上合理地和自由地發展，符合孫中山博士的遺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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