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星照耀中國(109)_斯諾

一〇九

　　§五那個外國智囊①

　　〔①斯諾先生在本書再版的時候曾表示該節內容有誤並主動刪除，本書保留。〕

　　在中國紅軍創立後的頭五年裡，並沒有一個外國顧問在那裡，而就在這幾年裡，紅軍建立了蘇區，開創了一個有紀律的革命運動，渙散了敵人鬥志和解除了敵人武裝，由此增強了自己的力量。這是事實。到一九三三年唯一曾與中國紅軍在一起作過戰的外國人德國顧問李德才在蘇區出現，在政治上和軍事上佔據高位。

　　李德躲在一條內河小船的草席下，經過六天六夜的驚險旅行，才從廣州偷渡到紅軍前線，到了江西蘇區首都瑞金。在他到達瑞金之前，除了不定期的信使以外，共產黨同共產國際的唯一聯繫是通過無線電交通。在上海有個顧問委員會受共產國際的指導，這對共產黨獲知敵人方面的重要政治軍事動向有很大價值。它的活動顯然比蔣介石所能在蘇區建立的任何間諜組織效率高得多。

　　但是對於江西紅色共和國末期所犯的兩個大錯誤，這個顧問委員會，同李德一起，都是被認為有責任的。第一個錯誤，據毛澤東指出，是十九路軍在一九三三年秋天起義反甯時，紅軍沒有同他們聯合起來。由蔡廷鍇、蔣光鼐指揮的十九路軍在一九三二年英勇保衛上海抵抗日本進攻，毫無疑義地表現出它強烈的抗日革命性質。它被調到福建後，由於蔣介石和何應欽同日本談判了喪權辱國的塘沽協定，開始反寧抗日，展開了要求成立民主共和國和摧毀蔣介石的軍事獨裁的運動。它不僅向紅軍提出休戰（十九路軍在南京破壞它抗日後被派到福建去打中共），而且也提出在抗日戰線的基礎上結盟。

　　蘇維埃政府和紅軍的大多數領導人也十分贊成這些建議。他們準備把主力調入福建，從側翼猛攻南京部隊，同福建叛軍組成聯合政府，對十九路軍在軍事上和政治上都給予充分的支持。但是共產國際不知為什麼緣故，通過它設在上海的顧問委員會反對這一主張。當時俄國正開始恢復同南京勾搭，莫斯科剛剛才承認國民黨政權，托洛茨基派的論點是，共產國際採取這一路線的主要原因是：莫斯科反對擴大大規模內戰，仍希望紅軍和南京聯合抗日，不希望擔上在這個時候煽動叛亂的罪名，特別是不希望發生這樣的一種局面，那就是萬一紅軍控制了福建的一個海港就必然會指望俄國提供物資。但是這樣的看法卻缺少根據。

　　反正不管怎樣，後來發生的事實是，紅軍不但沒有與十九路軍合作，反而把主力撤到江西西部，使蔣介石無後顧之憂。於是總司令就可以不受掣肘地猛撲鄰省福建，迅速鎮壓判軍，紅軍就此失掉了最強大的潛在盟友。毫無疑問，擁護革命的十九路軍的殲滅，大大便利了摧毀南方蘇區的任務，蔣介石就立即滿懷信心地來從事這項任務。

　　第二個嚴重錯誤是在南京第五次圍剿中的戰術防禦計劃。在以前幾次圍剿中，紅軍依靠他們在運動戰中的優勢以及他們能迅速集中強大兵力和進行奇襲、從蔣介石手中奪取主動權的能力。在他們的作戰中，陣地戰和正規戰一直只起次要的作用。但在第五次戰役中，李德堅持改變戰術。他擬定了一個以陣地戰為中心的大規模防禦計劃，把遊擊戰術降為從屬的任務，儘管共產黨軍事委員會一致反對，他還是強行通過了他的計劃。

　　今天來看就很明顯，李德大大地過高估計了蘇區的資源、紅軍在非機動作戰中的戰鬥力、敵軍的士氣渙散，另一方面他又不可原諒地低估了南京新建的空軍和機械化部隊改進了的進攻力量，嚴重地錯誤估計了政治形勢中的重要因素，他以為政治局勢的發展對共產黨會比實際情況有利得多。

　　但問題是，李德這個孤零零的一個外國人，怎麼會有足夠的影響，可以把他的意志強加在整個軍事委員會、政府和黨的判斷之上呢？這委實是件十分獨斷獨行的事。李德無疑是個具有過人才能的軍事戰略家和戰術家。在世界大戰中，他在德國軍隊中就大露頭角；後來他任俄國紅軍的師長，曾在莫斯科紅軍大學畢業。作為一個德國人，共產黨也尊重他對馮·西克特將軍向蔣總司令提出的戰術的分析（這件事也真有戲劇意味，兩個德國將領，其中一個徹頭徹尾的法西斯，另一個是布爾什維克，卻通過這兩支中國軍隊互相廝殺！），而且事實證明，他們的信任是正確的。南京的將領們看到李德的一些分析他們戰術的著作時，頗為欽佩地承認，想不到李德準確地預計到了這次巨大攻勢的每一個步驟。

　　李德是個心灰意冷、飽經滄桑的前普魯士軍官，在他騎上馬同紅軍一起出發長征時，也是個變得聰明了一些的布爾什維克。他在保安向我承認，西方的作戰方法在中國不一定總是行得通的。他說，「必須由中國人的心理和傳統，由中國軍事經驗的特點來決定在一定的情況下採取什麼主要戰術。中國同志比我們更瞭解在他們本國打革命戰爭的正確戰術。」當時他的地位已降到極其次要的地位——但是他們都已埋葬了過去的不愉快感情。

　　但是，應該為李德說句公道話，他在江西應負的責任的實際程度可能被誇大了。實際上，他成了共產黨為自己吃了大虧進行辯解的一個重要藉口。他成了一個驕橫跋扈的外國人，害群之馬，替罪羊；能夠把大部分責任歸咎於他，總是使人感到寬心的事。但是實際上幾乎無法相信，不論由哪個天才來指揮，紅軍在遇到了他們在第五次圍剿那一年所遇到的不可逾越的障礙之後，仍能勝利歸來。無論如何，這次經歷是一個很好的教訓，整個世界共產主義運動都可以從中受益。把全面指揮一支革命軍隊的戰術的大權交給一個外國人，這樣的錯誤，以後大概是決不會再重犯了。

　　江西的情況就談到這裡為止。在以後的兩年中，紅軍幾乎與自己在中國沿海城市中的黨員都完全斷絕了聯繫，共產國際的活動主要只限於在《國際通訊》中刊登中國駐共產國際的代表王明的令人吃驚的報道。一天到了幾期《國際通訊》時我正好在保安，我看到黨中央委員會那位美國留學的書記洛甫來不及打開來看。他隨口提到他幾乎有三年沒有讀到《國際通訊》了！

　　一直到一九三六年九月我還在紅軍的時候，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會議情況的詳盡報道最後才傳到中國的紅色首都，那是在整整一年以前舉行的。就是這些報道第一次給中國共產黨人帶來了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策略的得到充分發揮的論述，在以後幾個月令人興奮的時間裡，西北即將發生普遍的反叛，震撼整個東方，就是這種策略對他們的政策將起指導的作用。共產國際就要再一次在中國的事務中發揮它自己的意志，深刻地影響革命的發展。

　　不過我又得在北平從側面來觀察這一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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