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星照耀中國(106)_斯諾

一〇六

　　共產黨所採用的方法和組織都講嚴格的紀律——這是共產主義思想本身所固有的一種紀律，在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中間，這似乎已經產生了某種類型的合作和對個人主義的壓制，一般的「中國通」，或者通商口岸的死硬派，或者自以為「瞭解中國人心理」的外國傳教士，如果不是親眼看到，是很難相信的。在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的政治生活中，個人的存在是在社會整體、即群眾之中的滄海一粟，必須服從於後者的意志，如果擔任領導，就要自覺地做到這一點，如果是作為物質創造者，則是不自覺地做到這一點。當然共產黨人之間發生過爭論和內訌，但都沒有嚴重到使黨或軍隊受到致命傷害的程度。這種現象，這種「非中國式的」團結一致，是把社會當作各種階級力量爭奪支配地位的鬥爭場所這種新觀念的結果，在這場鬥爭中，只有團結最一致、目標最堅定、精力最充沛的力量才能取得最後勝利。這種團結一致如果不能說明他們的勝利的話，在很大程度上說明了共產黨人為什麼能夠免遭消滅。

　　不論在什麼時候，要是南京能夠把他們的軍事或政治力量分裂成為相互對立的、永遠相互打內戰的派系，象它對其他所有反對派那樣，象蔣介石對他自己在國民黨內的奪權對手那樣，那麼剿共的任務就可能會獲得最後的勝利。但是南京的嘗試都失敗了，例如，幾年以前，南京曾經希望利用國際上斯大林與托洛茨基之爭來分化中共，但是，儘管出現了所謂中國「托洛茨基派」，他們卻只博得了特務和叛徒的臭名，因為其中有許多人由於他們的立場所決定而參加了藍衣社，把以前的同志出賣給警方，而且他們在群眾中間從來沒有什麼重大的影響和很多的追隨者，始終只是一批悲劇性的、失意的、孤立的知識分子的烏合之眾。他們對共產黨的領導不能形成任何嚴重的破壞威脅。

　　共產黨基本拋棄了所謂中國禮節這種封建糟粕，他們心理和性格與中國人的傳統觀念極為不同。愛麗絲·蒂斯達爾·荷巴特是永遠寫不出一本關於他們的書的，《王寶釧》的中國作者①也是如此。他們直截了當、坦率簡單、不轉彎抹角、有科學頭腦。一度是所謂中國文明的基礎的中國舊哲學，他們幾乎全都摒棄，而且，最重要的也許是，他們也是中國傳統家庭觀念的不共戴天的敵人②。我與他們在一起的大部分時候感到非常自在，好象同我自己的一些同胞在一起一樣。附帶說一句，在某種意義上，我的出現對他們很有重要意義。因為他們可以把我，而且也把我到蘇區來的好奇心，當作他們的運動具有「國際主義性質」的具體證據。他們把我當作一種給懷疑派看的頭號展品來加以利用。

　　〔①指留英中國學者熊式一。——譯注〕
　　〔②這裡我不是指全體農民群眾，而是指共產主義的先鋒隊。〕

　　由於他們熱烈地崇拜蘇聯，因此難免有不少抄襲和模仿外國思想、制度、方法、組織的地方。中國紅軍是按俄國軍事方針建立的，它的大部分戰術知識來自俄國經驗。社會組織總的來說按照俄國布爾什維主義規定的形式。共產黨的許多的歌用俄國的音樂，在蘇區很流行，有許多辭彙直接從俄語音譯為中文，蘇維埃三個字只不過是其中之一。

　　但在他們借用的過程也有不少改動，俄國的思想或制度很少有不經大加改動以適應具體環境而仍存在下來的。十年的實際經驗消滅了不分青紅皂白一概進口的做法，結果也造成蘇維埃制度中帶有完全是中國式的特點。當然，在中國的資產階級世界裡，模仿和採用西方的過程也正在進行，因為甚至古老的封建遺產中的詩——斯賓格勒③稱之為「偉大歷史的廢料」的東西——也很少有什麼東西，不論對於建設一個資產階級的，還是社會主義的能夠應付國家今天千頭萬緒的新需要的現代化社會，有很多價值。在舊中國這個子宮中同時孕育了兩個卵細胞，而且都是從國外受精的。因此，有意義的是，舉個例來說，共產黨在組織青年的方法方面取法於俄國的固然很多，而蔣介石總司令則不僅利用意大利轟炸機來毀滅他們，而且也效法基督教青年會來組織他的反共的新生活運動。

　　〔③奧斯瓦德·斯賓格勒（一八八〇——一九三六年）德國哲學家，著有《西方的衰亡》。——譯注〕

　　最後，當然，中國共產黨的政治思想、策略路線、理論領導都是在共產國際的密切指導之下，如果說不是積極具體指揮之下，而共產國際在過去十年中實際上已成了俄國共產黨的一個分局。說到最後，這意味著，不論是好是壞，中國共產黨象每一個其他國家的共產黨一樣，他們的政策必須符合，而且往往是必須從屬斯大林獨裁統治下蘇俄的廣泛戰略需要。

　　這一些至少是夠明顯的了。由於分享俄國革命的集體經驗，由於共產國際的領導，中國無疑地得到了很大好處。但同樣確實的是，中國共產黨人在其生長發育的痛苦過程中遭到嚴重的挫折，也可以歸因於共產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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