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星照耀中國(94)_斯諾

九四

　　他們大多數人穿的軍服都太肥大，袖子垂到膝部，上衣幾乎拖到地面。他們說，他們每天洗手、洗臉三次，可是他們總是髒，經常流著鼻涕，他們常常用袖子揩，露著牙齒笑。雖然這樣，但世界是他們的：他們吃得飽，每人有一條毯子，當頭頭的甚至有手槍，他們有紅領章，戴著大一號甚至大兩號的帽子，帽檐軟垂，但上面綴著紅星。他們的來歷往往弄不清楚：許多人記不清自己的父母是誰，許多人是逃出來的學徒，有些曾經做過奴婢，大多數是從人口多、生活困難的人家來的，他們全都是自己做主參加紅軍的。有時，有成群的少年逃去當紅軍。

　　他們英勇的故事流傳很多。他們並沒有得到或者要求作為小孩照顧，許多人實際參加了作戰。據說在江西，紅軍主力撤離以後，許許多多少年先鋒隊員和共產主義青年團員同成年遊擊隊員並肩作戰，並且甚至跟敵人拚刺刀——因此白軍士兵笑著說，他們能夠抓住他們的刺刀，把他們拖下壕溝，他實在太小太輕了。在蔣介石的江西共匪感化院裡，許多被俘的「紅軍」是十歲至十五歲的少年。

　　少先隊員喜歡紅軍，大概是因為在紅軍中，他們生平第一次受到人的待遇。他們吃住都象人；他們似乎每樣事情都參加；他們認為自己跟任何人都是平等的。我從來沒有看見過他們當中有誰挨過打或受欺侮。他們做通訊員和勤務員當然「受到剝削」（許多命令從上而下最後傳到一些少先隊員，這是使人驚奇的事情），但他們也有自己的活動自由，有自己的組織保護他們。他們學會了體育運動，他們受到初步的教育，而且他們對簡單的馬克思主義口號有了一種信仰——在大多數情況下，這些口號對他們來說只是意味著幫助他們開槍打地主和師傅。顯然，這比在師傅的工作臺旁邊一天工作十四個小時，侍候師傅吃飯，倒他「媽的」夜壺要好。

　　我記得在甘肅碰到的這樣一個逃跑的學徒，他的綽號叫山西娃娃。他被賣給山西洪洞縣附近一個鎮上的一家店鋪，紅軍到來時，他同另外三個學徒偷偷爬過城牆，參加了紅軍。他是怎樣認為自己屬紅軍一邊的，我可不知道，但顯而易見，閻錫山的一切反共宣傳，他的長輩的一切警告，已產生了同他們的原意相反的效果。他是一個圓滾滾的胖孩子，長著一張娃娃臉，只有十二歲，但已經很能照顧自己，這在他越過晉陝邊境進入甘肅的行軍中得到了證明。我問他為什麼當紅軍，他回答說：「紅軍替窮人打仗。紅軍是抗日的。為甚麼不要當紅軍呢？」

　　又有一次，我碰到一個十五歲的瘦少年，他是在甘肅河連灣附近的一所醫院裡工作的少年先鋒隊和共青團的頭頭。他的家在興國，那是紅軍在江西的模範縣，他說他有一個兄弟還在那裡的遊擊隊裡，他的姊姊是護士。他不曉得他家裡的人怎麼樣了。是的，他們都喜歡紅軍。為什麼？因為他們「都懂得紅軍是我們自己的軍隊——為無產階級作戰」。我不知道向西北的長途中跋涉在他年輕的腦海裡留下甚麼印象，但是我沒有能夠弄清楚，對這個一本正經的少年來說，這整個事情是一件小事，只是徒步走過兩倍於美國寬度的距離的小事情。

　　「很苦吧，嗯？」我試著問道。

　　「不苦，不苦。有同志們和你在一起，行軍是不苦的。我們革命青年不能想到事情是不是困難或辛苦；我們只能想到我們面前的任務。如果要走一萬里，我們就走一萬里，如果要走二萬里，我們就走二萬里！」

　　「那末你喜歡甘肅嗎？它比江西好還是比江西壞？南方的生活是不是好一些？」

　　「江西好。甘肅也好。有革命的地方就是好地方。我們吃甚麼，睡在哪裡，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革命。」

　　千篇一律的回答，我心裡想，這個年輕人從某個紅軍宣傳員那裡把答話學得很好。第二天，在紅軍士兵的一個大規模集會上，我十分驚奇地發現他是主要講話的人之一，他自己就是個「宣傳員」。他們告訴我，他是軍隊裡最好的演說家之一，而在這次大會上，他對當前的政治形勢，以及紅軍要停止內戰並同一切抗日軍隊成立「統一戰線」的理由，作了一番很簡單而又充分的說明。

　　我遇見一個十四歲的少年，他曾經是上海一家機器廠的學徒，他同三位同伴歷盡各種危險，到了西北。我見到他時，他是保安無線電學校的學生。我問他是否惦記上海，可是他說不惦記，他在上海沒有什麼牽掛，而他在那裡有過的唯一樂趣是望著商店櫥窗裡的美味食品——這他當然買不起。

　　但我最喜歡的是保安一個當外交部交通處處長李克農通訊員的「小鬼」。他是一個約十三、四歲的山西少年，我不曉得他是怎樣參加紅軍的。他是少年先鋒隊中的「花花公子」，對於自己的那個角色，態度極其認真。他不知從哪里弄到一條軍官皮帶，穿著一套整潔合身的小軍服，帽檐什麼時候發軟了，總是襯上新的硬板紙。在他的洗得很乾淨的上衣領口裡面，總是襯著一條白布，露出一點。他無疑是全城最漂亮整齊的士兵。毛澤東在他旁邊也顯得象一個江湖流浪漢。

　　由於他父母缺少考慮，這個娃娃的名字恰巧叫做向季邦（譯音）。這個名字本來沒有什麼不對，只是「季邦」聽起來十分象「雞巴」，因此別人就老是叫他「雞巴」，這給他帶來無盡的恥辱。有一天，季邦到外交部我的小房間來。帶著他一貫的莊重神色，喀嚓一聲立正，向我行了一個我在紅區所看到的最普魯士式的敬禮，稱我為「斯諾同志」。接著，他吐露了他小小心靈裡的一些不安來。他是要向我說清楚，他的名字不是「雞巴」而是「季邦」，兩者是完全不同的。他在一張紙上細心地寫下他的名字，把它放在我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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