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星照耀中國(31)_斯諾

三一

　　她們不肯放過我。天曉得，我除了狐步舞、圓舞曲、《波希米》和《聖母瑪麗亞》以外，什麼也不會，而這些樂曲對這批鬥志昂揚的觀眾來說是很不合適的。我甚至已記不起《馬賽曲》是怎麼唱的了。他們仍繼續要求。我在極度尷尬的情況下終於唱了《蕩秋千的人》。他們很有禮貌。沒有叫我再來一個。

　　看到幕布升起演下一個節目，我這才感到心頭一塊大石落地。這個節目是一個有革命主題的社會劇——一個管賬的同他的房東太太談戀愛。接著又是舞蹈，舞蹈之後是一個關於西南方面新聞的活報劇和兒童們合唱《國際歌》。從燈光集中的一個圓柱上拉出繩子來掛著萬國旗，周圍伏著許多舞蹈演員。她們慢慢地跟著歌詞抬起身來，挺立著，最後在歌聲結束時高舉著緊握的拳頭。

　　演出結束了，但是我的好奇心仍舊未減。因此第二天我去訪問人民抗日劇社的社長危拱之女士。

　　危女士于一九〇七年生於河南，參加紅軍已有十年。她原來參加「基督將軍」馮玉祥的國民軍的宣傳隊，一九二七年馮玉祥與南京的政變妥協以後，她就同許多年輕學生一起離開那裡，在漢口加入共產黨。一九二九年共產黨派她去歐洲，在法國學習了一個時期以後又到莫斯科去，一年後回國，闖過國民黨對紅色中國的封鎖，開始在瑞金工作。

　　她把紅軍劇社的歷史向我作了一些介紹。演劇團體最初是在一九三一年在江西組織起來的。據危女士說，在那裡，在瑞金的著名的高爾基學校裡，從蘇區各地招來了一千多名學員，紅軍訓練了大約六十個劇團。他們在各個村子裡和在前線巡迴演出。每個劇團都收到各村蘇維埃要求去演戲的邀請。農民們由於文化生活貧乏，對於任何娛樂都是很受歡迎的，他們自動安排交通、吃飯、住宿的問題。

　　危女士在南方時任副社長，到了西北以後負責全部戲劇工作。她在江西參加長征，使幾十個經歷長征而仍活下來婦女之一。在南方的軍隊到西北之前，陝西蘇區就已有了劇社，但在江西的演員到大以後，戲劇藝術顯然有了新的生命。危女士告訴我，現在一共約有三十個這樣的巡迴劇社，甘肅也有一些。我以後旅行時還會碰到。

　　危女士繼續說：「每個軍都有自己的劇團，幾乎每個縣也都有。演員幾乎都是在當地招來的。我們從南方來的有經驗的演員現在都已成了導演了。」我遇到好幾個少年先鋒隊員，他們還只有十幾歲，可是已經過長征，現在負責組織和訓練各個村子裡的兒童劇社。

　　「農民們老遠來看我們紅軍演出，」危女士自豪地告訴我。「有時，我們臨近白區邊界，國民黨士兵偷偷地帶信來要求我們的演員到邊界的集市上去。我們去後，紅軍和白軍都不帶武器前來集市看我們表演。但是國民黨高級軍官如果知道是絕不答應的，因為國民黨士兵一旦看了我們演出後就不願再打紅軍了！」

　　這些劇團使我奇怪的不是他們向世界提供什麼有藝術價值的東西，他們顯然沒有，而是他們設備這麼簡陋，可是卻能滿足真正的社會雷要。他們的道具和服裝都很少，但就是能夠用這種原始的材料演出逼真的戲劇。演員們除了伙食和衣著之外，所得生活津貼極微，但是他們象所有共產黨員一樣天天學習，他們相信自己是在為中國和中國人民工作。他們到哪兒就睡在那兒，給他們吃什麼就愉快地吃什麼，從一個村子長途跋涉走到另一個村子．從物質享受來說，他們無疑是世界上報酬最可憐的演員，然而我沒有見過比他們更愉快的演員了。

　　紅軍的劇本和歌曲都是自己寫作的。有些是多才多藝的幹部給他們寫的，但是大多數是宣傳部門的作家和藝術家寫的。有些短劇是成仿吾寫的，他是一個著名的文學批評家，三年前參加紅軍，另外一些是中國最著名的女作家丁玲最近寫的，她現在也參加了紅軍。

　　在共產主義運動中，沒有比紅軍劇社更有力的宣傳武器了，也沒有更巧妙的武器了。由於不斷地改換節目，幾乎每天變更活報劇，許多軍事、政治、經濟、社會上的新問題都成了演戲的材料，農民是不易輕信的，許多懷疑和問題就都用他們所容易理解的幽默方式加以解答。紅軍佔領一個地方以後，往往是紅軍劇社消除了人民的疑慮，使他們對紅軍綱領有個基本的瞭解，大量傳播革命思想，進行反宣傳，爭取人民的信任。例如，在最近紅軍東征山西時，成百上千的農民聽說隨軍來了紅軍劇社，都成群結隊來看他們演出，自願接受用農民喜聞樂見的形式的戲劇進行的宣傳。

　　總的來說，這是把「藝術搞成宣傳」到了極端的程度，很多人會說，「為什麼把藝術扯了進去？」但從廣義來說，這就是藝術，因為它為觀眾帶來了生活的幻覺，如果說這是一種簡單的藝術的話，那是因為它所根據的活的材料和它作為對象的活的人在對待人生的問題上也是簡單的。對中國的人民大眾來說，藝術和宣傳是劃不情界限的。唯一的不同在於：什麼是人生經驗中可以理解的，什麼是不能理解的。

　　你知道在某種意義上你也可以把整個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史看成是一個盛大的巡迴宣傳演山，與其說是為了保衛某種思想的絕對正確，不如說是為了保衛這種思想的存在權利。我現在也很難說，但是這很可能是紅軍最有永久價值的貢獻，即使他們最終遭到失敗和打垮。已有千百萬年輕的農民聽到了這些嘴上無毛的青年所宣傳的馬克思主義福音，即使這些青年已有成千上萬的人如今已經犧牲了，對這些農民來說，中國古舊文化的禁忌束縛是決不會再那樣有效了。不論命運使這些紅軍顛沛流離到什麼想像不到的地方，他們都有力地要求進行深入的社會改革——對此，農民是不可能用其他方法知道的——而且他們給窮人和受壓迫者帶來了必須行動起來的新信念。

　　不論他們有時犯過多麼嚴重的錯誤，不論他們的過火偏向造成了多大的悲劇，不論他們在這個問題上或那個問題上的強調或重視有多麼誇大，但是他們真誠的迫切的宣傳目標始終是要震撼、喚起中國農村中的億萬人民，使他們意識到自己在社會中的責任，喚起他們的人權意識，同儒道兩教的膽小怕事、消極無為、靜止不變的思想作鬥爭，教育他們，說服他們，而且沒有疑問，有的時候也纏住他們，強迫他們起來為「人民當家作主」——這是中國農村中的新氣象——而鬥爭，為共產競心目中的具有正義、平等、自由、人類尊嚴的生活而鬥爭。農民階級經過兩千年的沉睡以後在覺醒的狀態下逐漸站起來，由此而產生的這種越來越大的壓力，較之南京方面所通過的一切口頭上十分虔誠而實際上毫無意義的決議，更加能夠迫使在中國實現巨大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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