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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


  我從周恩來的一位以前的同學那裡,從外國人稱為中國「國民革命」的一九二五到二七年的大革命時代中與他共事的國民黨人士那裡,瞭解到一些關於周恩來的情況。但是從周恩來自己身上,我後來還瞭解到更多的情況。他使我感到興趣,還有一個特別的原因。他顯然是中國人中間最罕見的一種人,一個行動同知識和信仰完全一致的純粹知識分子。他是一個書生出身的造反者。

  周恩來是一個大官僚家庭的兒子,祖父曾任清朝大官,父親是個傑出的教書先生,母親不同凡俗(是個博覽群書的婦女,甚至真的喜愛現代文學!),他本人似乎註定要做個讀書人的,因為他從很小的時候起就表現出有突出的文學天賦。但是,像他同輩的許多其他人一樣,他在民族覺醒的時期裡受的教育,使他的興趣從文學轉移到別的方面去了。第一次革命(一九一一年)以後,中國的單純的新文化運動開始有了比較嚴重的產物萌芽,這是周恩來便被卷到了社會革命運動中去,這個運動將使中國受到觸及靈魂深處的震動。

  他先在南開中學,後在南開大學學會了英語,受到了「開明的」教育,南開大學是天津得到美國教會支持的一所大學。他在班上成績優異,在南開的三年都靠獎學金維持。接著日本提出「二十一條要求」,袁世凱企圖恢復帝制,全國爆發起義,產生了爭取民主和社會改革的運動,最後是一九一九年的學生運動。周恩來作為學生領袖,遭到逮捕,在天津關了一年監牢。

  周恩來獲釋後去了法國。他在戰後共產主義運動的影響下,在巴黎幫助組織中國共產黨,成了同時在中國成立的這個組織的創建人。他在巴黎學習了兩年,到英國去了幾個月,又回到法國,接著又到德國學習了一年。他在一九二四年回國,已是個著名的革命組織者,回國後立即在廣州與孫逸仙匯合,後者當時與中國共產黨和蘇俄合作,準備發動國民革命。

  周恩來二十六歲就成了廣州政治生活中的一個領袖人物,被任命為著名和黃埔軍校秘書,做了布留赫爾將軍的親信,布留赫爾將軍當時是黃埔軍校的第一號俄國顧問,現在是蘇聯遠東紅軍司令。對當時擔任黃埔軍校校長蔣介石來說,這個年輕的共產黨員是個剋星。但是蔣介石還是不得不任命他為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那是因為周恩來在激進的學員中間影響很大。

  一九二五、二六、二七年進行了北伐,由蔣介石任總司令,這是國民黨和共產黨聯合推選的。周恩來奉命去上海準備起義,協助國民軍攻佔上海。周恩來當時是個年方二十八歲的青年,並未受過正規的軍事訓練,在工人階級中間也很少活動經驗(他是個大資產階級家庭的子堤,同工人階級素無接觸),更沒有什麼手冊指導他怎樣發動起義,沒有什麼人給他出主意(主要的俄國顧問都留在蔣介石那裡),因此他到上海的時候唯一的武裝是他的革命決心和堅定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知識。

  共產黨在三個月之內組織了六十萬名工人,可以舉行一次總罷工。總罷工的號召得到了一致的響應,這對外國帝國主義在中國這個最大堡壘裡過慣太平日子的居民卻是一次可怕的經歷。但是起義沒有能夠實現。工人們沒有武裝和訓練,不知道如何「佔領城市」。他們得通過經驗體會到需要有工人武裝核心的必要性。軍閥為他們提供了這個經驗。

  北洋老軍閥低估了第一次罷工和接著第二次罷工的意義,只砍了幾個腦袋,卻沒有制止工人運動。周恩來和一些著名的上海工人領袖趙世炎、顧順章、羅亦農終於組織了五萬名工人糾察隊,在法租界弄到地方給二千名幹部進行秘密軍事訓練,把毛瑟槍偷運到市里,訓練了三百名槍手,這是上海工人所有的唯一武裝力量。

  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一日,共產黨下令舉行總罷工,使上海全部工廠都停閉,又把六十萬名工人派到革命的路障後面去,這是他們一輩子中第一次被組織起來,而且有戰鬥意志。他們先佔領了警察局,又佔領了兵工廠,接著佔領了警備司令部,最後取得了勝利。有五萬名工人武裝起來了,編成六營革命軍,「人民政府」宣告成立。

  這是中國現代史上最有聲有色的一次政變。

  這樣,當蔣介石幾天以後到達上海近郊時,發現他已不戰而勝,可以進入南市①,從獲勝的工人軍手裡接受政權。這樣,在一個月以後,蔣介石發動他自己的右派政變,開始殺害激進分子時,他的黑名單上名列第一的就是這個把勝利送給他的危險青年,因為這位總司令明白,這個青年也可能把勝利從他手中奪走。這樣就開始了周恩來作為國民黨手中的逃犯和第三次革命——在中國舉起紅旗的那次革命——領導人的生涯。

  〔①外國租界當然沒有遭到攻打,國民黨只佔領了上海的中國人管轄部分。〕

  趙世炎、顧順章、羅亦農、陳延年(現為南京監禁的中國共產黨創建人陳獨秀的兒子)和周恩來在上海起義中的親密合作者有好幾十人被捕處決。據估計「上海大屠殺」人數達五千。

  這個造反者先逃到武漢,又到南昌,參加組織著名的八一起義,這是中國紅軍的歷史性開端。接著他去了汕頭,那裡的紅色工人已經佔領了華南這個大海港,在周恩來領導下守了十日,抵禦外國炮艦和地方軍閥部隊的進攻。後來他又去了廣州,組織著名的廣州公社。

  廣州公社失敗後,周恩來只得轉入地下活動——一直到一九三一年,他終於「闖破封鎖」,到了江西和福建的蘇區。他在那裡擔任紅軍總司令朱德的政委,後來任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在我見到他時他仍擔任這一職務。他在南方進行了多年的艱苦鬥爭,用步槍、機槍、鐵鍬對付轟炸機、坦克、裝甲車,對付作為敵人後援的大城市全部財力,這一英勇的努力是為了要保住小小的蘇維埃共和國,它沒有海港,甚至沒有鹽吃,不得不用鐵的意志來代替;後來他又身罹重病,九死一生,終於長征到了西北的紅色新根據地。

  背棄古代中國的基本哲學,中庸和面子哲學;無可比擬的吃苦耐勞的能力;無私地忠於一種思想和從不承認失敗的不屈不撓精神——這一切似乎都包含在這個紅軍的故事和參加創建紅軍的一個人的故事中。我暗自想,周恩來一定是個狂熱分子,因此我想尋找這必有的神色。但是如果說有這種神色的話,我卻沒有發覺出來。他談吐緩慢安詳,深思熟慮。

  因此,周恩來給我的印象是,他頭腦冷靜,善於分析推理,講究實際經驗。他態度溫和地說出來的話,同國民黨宣傳九年來污蔑共產黨人是什麼「無知土匪」、「強盜」和其他愛用的罵人的話,形成了奇特的對照。

  不知怎麼,當他陪著我走過安靜的鄉間田埂,穿過芝麻田、成熟的小麥田、沉甸甸地垂著穗的玉米田,回到百家坪去時,他似乎是一點也不像一般所描繪得赤匪。相反,他倒顯得真的很輕鬆愉快,充滿了對生命的熱愛,就像神氣活現地仿佛一個大人似的跟在他旁邊走的「紅小鬼」一樣,他的胳膊愛護地搭在那個「紅小鬼」的肩上。他似乎很像在南開大學時期演戲時飾演女角的那個青年——因為在那個時候,周恩來面目英俊,身材苗條,像個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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