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星照耀中國(4)_斯諾

四

　　這時，那花白鬍子忽然抬起他那溫和的臉孔，十分心平氣和地說出一句驚人的話來：「殺得不夠！」我們兩人聽了都不禁目瞪口呆地望著他。

　　不巧火車這時已經快到鄭州，我在那裡得換乘隴海路的車，因而不得不中斷討論。可是，從那時起，我心裡一直在納悶，這位模樣儒雅的老先生有什麼確鑿的證據來支持他那駭人聽聞的論點呢。在這第二天的旅途上，火車（這列火車還行，很舒適）在河南和陝西的景象奇異、層層重疊的黃土山中緩慢地爬行，最後開進西安府新建的漂亮車站，我卻整天都在納悶這件事。

　　我到西安府不久，就去拜訪陝西省綏靖公署主任楊虎城將軍。楊將軍在一兩年以前，在陝西那些未被紅軍控制的地區，還是個唯我獨尊的土皇帝。他當過土匪，後來經由中國那條許多極有才能的領導人由此上臺的途徑而掌握了權勢，據說也在這條大道上照例發了大財。但是在最近，他不得不同西北的其他幾位先生分享他的權利了。因為在一九三五年，以前滿洲的統治者張學良「少帥」，帶著他的東北軍開到了陝西，在西安府就任這一帶的最高紅軍征剿者——全國剿匪總部副司令。而為了監視這位少帥，又派來了蔣介石總司令的侍從邵力子。這位邵先生便是陝西省的省主席。

　　在這些人物——還有其他一些人——之間，維持著一種微妙的均勢。而在所有這些人的背後牽線的，就是那位手段厲害的總司令本人，他力圖把他的獨裁統治擴大到西北去，不但要消滅正在奮鬥中的蘇維埃民主，而且要把老楊和小張兩人的軍隊都消滅掉，用的就是使他們互相殘殺這個簡單的方法——這是政治軍事方面一出出色的三幕劇，而戲中的主要謀略，蔣介石顯然認為只有他自己才懂得。正是這種估計錯誤——在追求上述目的時有些操之過急，在肯定對手的愚蠢時又有些過分自信——導致蔣介石幾個月以後在西安府成了階下囚，聽由這三方面發落！我在下文中要談到總司令被逮的這一驚人事件，說明它怎樣把中國的歷史引導到了新的方向。

　　我在一所新近竣工、耗資五萬的巨石宅第裡會見了楊將軍。當時他沒有帶著太太而是單身住在這所有著多間寢室的拱頂建築物——綏靖公署主任的官邸裡。原來楊虎城也同這個過渡時期的許多中國人一樣，為家庭糾紛所苦，因為他有兩個太太。第一個太太是他年輕時娶的小腳女人，是他的父母在浦城給他娶的。第二個是象蔣介石夫人那樣的一位活潑而勇敢的女性，年輕貌美，已經是第五個孩子的母親，既摩登又進步，據說從前參加過共產黨，是楊將軍自己看中的。據傳教士們說，在楊將軍這個新居落成的時候，兩個太太看來都向他提出了相同的最低要求。她們互相憎恨；她們都為他生育了兒子，都有權做他的合法妻子；雙方都堅決不肯搬到那巨石營建的宅第裡去住，除非對方不住在裡面。

　　在一個局外人看起來，事情好像很簡單：顯而易見的解決方法是，離去一位太太或者另娶第三位太太。但是楊將軍還沒有打定主意，因而他還是單身住著。他的這種尷尬處境，在現代中國並不少見。蔣介石同那位有錢的、美國留學的、相信基督教的宋美嶺結婚的時候，也曾遇到同樣的問題。這一決定受到了傳教士們的高度贊許，他們從此以後一直在為他的靈魂祈禱。然而這樣的解決方法是從西方輸入的新穎思想，許多中國人對之仍然要皺眉頭。至於出身草莽的老楊，對於自己的靈魂的歸宿，大約是不如對祖宗的傳統那麼關心的。

　　決不要以為楊虎城將軍早年當過土匪，就必然沒有資格做領袖了。這樣的假定在中國是不適用的。因為在中國，一個人青年時當過土匪，往往表示他有堅強的性格和意志。翻一翻中國的歷史，就可以發現中國有些極能幹的愛國志士，都曾一度被人貼上土匪的標簽。事實上，許多罪大惡極的無賴、流氓、漢奸，都是以正人君子的面目，陳腐的詩雲子曰的偽善，中國經書上的愚民巫術，爬上顯赫的地位的，儘管他們常常也要利用一個純樸的土匪的有力臂助來達到這一目的——今天多少也仍是如此。

　　楊將軍反正在大多數外國傳教士中間名聲不佳，因此他不可能真的是個壞人。他的革命歷史，說明他原來是個粗魯的農民，可能一度有過崇高的夢想，要大大改變自己的世界，但是他掌了權以後，卻沒有找到什麼辦法，他聽著他周圍那些食客的進言，也逐漸感到膩味和混亂起來了。不過，他假如有過這樣的夢想的話，他並沒有向我吐露。他拒絕討論政治問題，客氣地委派他的一個秘書陪我參觀市容。再說，我見他的時候，他害著嚴重的頭痛和關節炎，在他這樣多災多難的當口，我當然不想堅持向他提出為難的問題。相反，對於他所處的困境，我倒是十分同情的。因此，我對他做了簡短的訪問之後，便知趣地告辭了，打算去找省主席邵力子閣下，向他尋求一些答案。

　　邵主席在他那寬敞的衙門的花園裡接見我，經過塵土飛揚的西安街頭的酷熱之後，分外覺得那裡涼爽舒適。我上次見到他是在六年前，當時他是蔣介石的私人秘書，他幫助我訪問了總司令。從那時起，他就在國民黨裡飛黃騰達起來。他是一個能幹的人，受過良好的教育，現在總司令賜給他省主席的殊榮。但是可憐的邵力子，也同其他許多文官當省主席的一樣，他統治的地盤不出省會的灰色城牆——城外的地方是由楊將軍和張少帥瓜分的。

　　邵力子閣下自己一度當過「共匪」，現在再提這件事未免有些不恭。他事實上是中國共產黨的一個創造者。但是我們不應當對他太嚴厲，在那些日子裡，當共產黨是一樁時髦的事情，沒有人十分明白入黨究竟意味著什麼，只知道許多有才華的青年都是共產黨。後來邵力子反悔了；因為在一九二七年以後，當共產黨是怎麼一回事，已經可以看得十分清楚了，那是可以叫你腦袋搬家的。此後邵力子便成了一個虔誠的佛教徒，再也沒有表現出信仰異端的痕跡了。

　　「現在紅軍怎麼樣了？」我問他。

　　「沒有留下多少了。在陝西的不過是些殘餘。」

　　「那末戰事還在繼續？」我問。

　　「不，現在陝北沒有多少戰鬥。紅軍正在轉移到寧夏和甘肅去。他們似乎要跟外蒙古取得聯繫。」

　　他把話題轉到西南的局勢，當時那裡的反叛的將領正在要求出兵抗日。我問他，中國應不應該同日本打仗。他反問道：「我們能打嗎？」接著，這位信佛的省主席將他對日本的看法如實地對我說了，但不允許我發表，正象那時所有的國民黨官員那樣，他們對日本的看法可以告訴你，但是不能發表。

　　這次訪問以後幾個月，可憐的邵力子和他的總司令一起，就為這個抗日問題，被張學良少帥部下的一些反叛的年輕人弄得狼狽不堪，他們不再講理了，不再接受「也許有一天」這樣的答覆了。而邵力子的那位小胖子夫人——從莫斯科回來的留學生，後來也「叛變」的前共產黨員——則受到一些反叛分子的圍困，奮勇拒捕。

　　可是，在我們那次談話的時候，邵力子對於這一切並沒有透露出半點預感來，我們經過交換意見，在看法上已有極為接近之處，我該向他告別了。我已經從邵力子那里弄明白我要知道的事情。他已經證實了我在北京的熟人通知我的消息：陝北方面的戰鬥已暫時停止。因此，如果有適當的安排，到前線去應當是可能的。於是我就著手進行這些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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