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79)

七九

　　宴會上的情況也好不了多少。張國燾認為歡樂只是表面現象。毛三句不離吃辣子，他說，不能吃辣子就不是真革命。祖籍江西的博古表示異義，他堅持說，江西人中不乏偉大的革命者，而他們並不喜歡吃湖南的辣子。毛勉強但笑呵呵地承認了這一點。張國燾聽後覺得很「無聊」。他感到不快的是，似乎無人有興趣請他講四方面軍的成就，也沒有人告訴他遵義會議的細節。而毛的人則聲稱，張國燾對第一方面軍的經歷不感興趣。

　　晚宴後，張請朱德進行談話。兩人一直談到清晨三點。張是否試圖把朱拉到自己一邊來呢？也許有可能。或者他只是想向朱探聽消息。朱對此未作任何記錄。張寫的回憶錄是在他與共產黨的同志們決裂以後很久才寫下來的。他引用朱的話說，中央紅軍只剩下一副沒有肉的「骨頭架子」。他說朱估計一方面軍的人數為一萬，這點與實際情況相差不太遠。所有的大炮都喪失了，機槍所剩無幾，每人只有五六顆子彈。

　　這些與事實相當接近，張國燾的回憶錄中引用朱德批評毛和讚揚張的四方面軍的那些部分則不那麼可信。

　　不少參加長征的人還能記得張國燾柔弱與自負的特點。李德寫道，張「四十歲左右，身體魁梧，儀錶堂堂。他象主人待客一樣接待了我們。他的舉止十分自信，充分意識到自己的軍事優勢及行政權力。」在一方面軍戰士眼裡，張的這種態度與他們一方面軍的領導人的謙虛精神和樸實作風形成了鮮明的對照。很難說這在多大程度上反映出政治觀點上的差異。然而，從照片上來看，張看上去確實就是這樣一個人。同瘦骨嶙峋的「長征戰士」〔特指一方面軍的領導人——譯注〕相比，他顯得柔弱。

　　實際上，一九三五年三十八歲的張國燾，他的資歷在共產黨中是首屈一指的。他出身于一個富裕的地主家庭。毛澤東在北京大學圖書館當助理員時，張是該校的學生。他們就是在那時認識的。兩人都在一九二一年建立共產黨的十二名創始人之列。從早期起，張便是党的領導人、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組織局委員。在南昌起義中，他與周恩來在一起，發揮了一點小小的作用。他在莫斯科待過三年。一九三一年，上海的中央局派他去領導非常重要的鄂豫皖根據地。從那時起，他便一直馳騁疆場，戰績可與毛在江西的戰績相媲美。他同蔣介石打了不少大仗，而且取得了勝利。他兩次轉移根據地——第一次是從鄂豫皖邊區轉到川陝邊境，後來於一九三五年春轉到川西北。和張國燾一起轉戰各地的有一位優秀的軍事指揮員，他就是徐向前。徐向前在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成為中國的十名元帥之一。雖然張國燾的作風與毛不一樣，但是他所取得的成就比當代中國史學家所承認的要大。

　　張喜歡獨立行動，常常與中央委員會發生爭議（就象毛一樣）。一九三二年，他從鄂豫皖轉移到川陝一帶，因未得到中央委員會批准便擅自行動而受到批評（有點兒象毛在井岡山的情況）。可是他的轉移是成功的，批評也就自然消失了。轉移到川西北的行動遭到了更多的批評，但是此時中央委員會正在長征之中，通訊聯絡幾乎中斷，因此張不可能受到嚴厲的譴責（事實上也沒有）。

　　張已作出安排，或者試圖作出安排——要在他展開活動的幾個省裡與當地的軍閥和睦共處。一九三二年入川後，他給四川軍閥楊森以及四方面軍駐紮地區的軍閥田頌堯寫了信。田拒絕接信。楊雖收了他的信，但卻因事不關己，不加理睬。張給孫蔚如也寫了信，孫是陝西僅次於楊虎城的第二號軍閥，孫與張國燾達成了協議。解放後，孫成為陝西省的副省長。

　　張入川後沒有搞土改，也沒有建立蘇維埃政府。中央委員會對此進行了批評。大約兩個月後，他糾正了自己的錯誤——大概是在他決定要留在這一地區之後。而現在，張同四方面軍佔領的川西北地區的軍閥沒有什麼諒解，因為他足以對付他們可能發動的任何軍事進攻。

　　就在會師之前，張再一次獨立行動。此時他已控制了很大的地盤——金川、小金（原懋功）、松潘和黑水等縣。這幾個縣今天的面積是八萬九千平方公里，一九三五年時可能還要大得多。一九八四年的人口是七十五萬。三十年代中期大概是二十或三十萬。對中國來說，這是人口稀少的地區。但這裡土地肥沃，是個產糧區。、張還有八萬戰鬥部隊和同樣數目的非戰鬥人員。

　　一九三五年五月三十日，就在毛和一方面軍到達的前夕，張宣佈成立所謂的西北聯邦政府。它不是正式的蘇維埃組織，而是一個符合當地少數民族（在當地其實是多數民族）比例十分高的情況的混合政權。周純全就任主席。首府設在北川。北川位於成都東北約八十英里處，周圍多雪山，居民多為藏族。周純全的第一項工作是教他的士兵吃糌粑。糌粑是藏民的主食，用青稞面做成，又稱「五味茶」。但名不符實，吃時要用手抓。

　　張國燾的軍隊與毛的第一方面軍不一樣。張的部隊中有許多婦女，包括一支有兩千人的婦女戰鬥團。他與少數民族保持了良好的關係。主要原因是他不象第一方面軍那樣經常轉移，因此能。夠用事實證明，他的部隊與那些到處擄掠的軍閥部隊不一樣。跟其他紅軍部隊一樣，他打富濟貧，把一部分糧食、鴉片、布匹、錢財分給窮人，留下的部分足夠滿足自己的需要。此時他的軍隊糧草充足，還能向非常窮困的第一方面軍提供大量食物和布匹。

　　從現存的材料看，張沒有干預鴉片生產。鴉片是當地的主要經濟作物。但是他的軍隊沒收地主財產時也沒收鴉片，用來購買給養。

　　張不准戰士抽鴉片。但也有例外。有個名叫金禁川的老中醫，他有鴉片癮，就獲准抽一點鴉片以支撐精神。

　　所有紅軍部隊的內部保衛工作都非常嚴。彭德懷在獄中自述中寫道：「不依靠群眾的單純肅反觀點，造成軍內人人自危（他是指一九三一和一九三二年的情況），軍隊內部民主受到很大限制。」他補充說：「原屬政治部領導的鋤奸部，改為保衛局，為政治部平列機關。」四方面軍的情況也是一樣。李先念一九三一年時是四方面軍的一位年輕排長，他回憶說，張國燾到四方面軍後，下令進行大清洗。許多人被逮捕和處決。曾任紅一軍軍長的許繼慎也被處決。許是黃埔軍校的畢業生，也是徐向前的同學。長期同張共事的徐向前一度也遭到了指控，但他設法證明自己的無辜而解脫了。

　　儘管張有李先念所說的這些錯誤思想，但他是打了幾個漂亮仗的。然而，張繼續逮捕和處決他所不信任的軍官。

　　李先念說：「我可以向你舉出四十位在四方面軍清洗中被殺害的同志的名單。」一九三一年，幾乎所有的團級幹部都遭到清洗，很多團裡缺乏領導人。李說，他因此當上了團的領導。因為他的領導原是國民黨軍官，給清洗了，後來複了職，在戰鬥中陣亡了。李認為二方面軍清洗的人比第四方面軍還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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