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44)

四四

　　◎第十三章　「棉裡藏針」

　　鄧小平是在陰影的籠罩下開始長征的。那時他才三十歲。他被撤銷了軍政職務，受到了嚴厲的「鬥爭」，被武裝看押和公開批判，連妻子也跟他離了婚。雖然這還不是他生涯中的最低點，但確實也是一個低點。有關這一時期的某些傳說肯定是不真實的。看來沒有證據表明，像某些人所說的那樣，他真的被送去勞改了。他作為紅軍總政治部的一名工作人員，像數以千計的其他紅軍戰士一樣扛著自己的行裝，開始了長征。但他並不是像某些人所說的那樣，成了五千名用肩膀扛裝備的挑夫中的一個。然而，這些都是有關鄧小平的早期典型情況的傳說。

　　遵義會議改變了鄧小平的低級地位。就如在他的生涯中一而再、再而三發生的情況那樣，他從政治上的底層上升到參與毛澤東的高層梯隊。

　　鄧小平降職後又東山再起的所有細節在參加長征的人的記憶中並不都十分清楚，但是他的提升卻是毫無疑問的。

　　他支持毛澤東，但因為脾氣急躁和心直口快而吃過苦頭。人們形容四川人是有名的辣椒罐子，鄧小平恰好就是這種人。他出身于一個傳統的中國家庭。他的父親是一位廣東常見的「客家人」，後來往北遷至四川，在重慶市北面約三十英里處的廣安縣的仕紳組織的地方保安隊中任隊長，主管一支一百人左右的隊伍。鄧小平早年便離開了家，上了中學，接著在重慶上專科，準備去法國勤工儉學。十六歲時，他隨一批九十二名中國學生一起乘船去法國。

　　在巴黎，他先在雷諾公司的一家工廠做工，後來在火車頭上當司爐。他錢很少，也沒有多少東西吃。他對楊尚昆將軍說：「每當我能買得起一塊羊角麵包和一杯牛奶時，我總是感到很高興。」鄧小平認為，他身體矮小（身高只有五英尺多一點）可能與他貧乏的飲食有關，因為他吃得太少。他在巴黎的日子使他一輩子喜愛法國食品，特別是羊角麵包。一九七四年，他作為中國代表前往紐約出席聯合國討論經濟問題的特別大會，領到了三十元（約十六美元）的零用錢，他決定用來買羊角麵包。常駐聯合國代表黃華建議他在回國途中經過巴黎時再買，這樣回家時麵包就比較新鮮。他採納了這個建議；他一下買了一百個羊角麵包，帶回國送給周恩來和其他那些早年在巴黎就愛叫羊角麵包的老朋友。西哈努克親王在柬埔寨失敗後在北京待了很長時間，他有時就做上一頓法國飯菜贈送給鄧小平品嘗。在巴黎時，鄧小平學會了自己做飯，還為同住在一所老房子裡的其他中國學生做飯。

　　他在一九三六年時對埃德加·斯諾說，他在國外的大部分時間是做工，而不是學習。他是從法國工人同伴那裡學到了馬克思主義，加入了法國共產黨，以後才加入由周恩來和其他中國青年創建的中國共產黨旅歐支部的。在這方面，他走了另一名亞洲革命家胡志明的道路。胡比他年長一些，也在法國工作，他們兩人在巴黎相遇，在以後的歲月中他們也常常見面。在那些日子裡，鄧小平與周恩來搞得很熟。他在由周恩來創立的社會主義青年團中表現得很活躍。他散發傳單，刻寫蠟板，幹了很多工作。

　　鄧小平於一九二六年經過蒙古和寧夏回國，在這之前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了幾個月。蔣介石的兒子蔣經國也在那裡學習。後來鄧小平曾回憶說，蔣經國在這所大學裡「學得不錯」。這所大學當時既面向國民黨也面向中國共產黨。回國之後，他在接近共產黨的「基督教將軍」馮玉祥的部隊裡工作了一段時期，還在西安附近為馮玉祥建立了一所軍事訓練學校。蔣介石在上海實行恐怖統治之後，鄧小平被派往武漢，接著又到上海轉入地下工作，他在上海曾擔任中央委員會秘書長，這是一個處理日常事務的行政職務。

　　他在黨內的第一項重大使命是一九二九年被派往廣西西南部去組織一次以所謂第七和第八軍為中心的大規模遊擊戰，他被任命為政委。

　　鄧小平有位弟弟叫鄧墾，後來任武漢市市長，一九八四年時已退休。還有位妹妹，一九八四年仍在北京的一所科學研究所工作。他們的母親在孩子們幼年時便去世了，孩子們是由繼母扶養長大的。

　　第七和第八軍並非真正的滿員軍——充其量不過數千人。鑒於第八軍的基地在廣西和印度支那的邊境龍州，鄧執行這次使命時極其困難。為了前往該地，鄧不得不從香港乘船至海防，穿越印度支那北上，過了邊界到龍州。他得到了印支共產黨地下組織的幫助，該地下組織正在龍州對面的印支邊境地區舉行起義。至於胡志明本人是否積極參與了這次作戰行動，不得而知。印支共產黨於一九二九年五月才成立，它是在上海跑馬廳舉行的一場足球賽期間召開的一次會議上成立的。胡志明曾與中國人密切配合，在上海、香港和廣州開展地下活動。

　　鄧小平在第七軍的生涯很快便受到中國共產黨領導層鬥爭的影響。他被撤銷了前委書記之職，取而代之的是一個名叫鄧崗的人——人們有時把他與鄧小平混淆起來，鄧小平的真名是鄧斌（在法國時，人們知道他叫鄧希賢）。到第七軍奉命從廣西撤至湖南時，他又恢復了職務，但是第七軍只剩下很少一點點人馬了。它號稱有三個師。空架子的二十一師留在廣西，由韋拔群指揮。鄧指揮十九師，陳豪人指揮二十師，此時兩個師已分別改稱為五十五團和五十八團，這倒比較符合實際。不久，鄧被派往上海向黨的地下中央領導彙報廣西的情況。他於一九三一年二月抵達上海。

　　鄧小平在第七軍裡至少已有兩次大起大落。後來，在毛逝世以後，他終於成為中國的領袖。有人問一位知情的中國人：鄧小平坦率而固執，這使他捲入一次又一次的黨內糾紛，那麼人民究竟是如何看待他的？這位中國人說：「正因為如此，我們信得過他。」

　　當鄧小平一九三一年八月回到中央蘇區，但任瑞金縣委書記時，他陷入的困境。該縣正在搞「肅反」運動，這是定期在秘密革命運動中搞的清洗運動之一。肅返運動是因一系列莫名其妙的事件引起的。

　　一九二六年，南昌的一些中國的民族主義右翼分子成立了一個親國民黨的組織，叫做AB團。當時正值國共合作時期。AB團是個無足輕重的小組織，不久就銷聲匿跡了。但許多年青的中國愛國分子都曾加入過AB團。

　　一九三〇年，當許多中國青年從蘇聯回國參加共產主義運動時，党的保衛人員就要他們交代過去曾參加過的組織。不少人說他們曾參加過AB團。一系列的主觀推斷和無端猜疑使得保衛人員相信AB團就是國民黨企圖滲入共產黨隊伍的特務組織，「AB」二字代表了「反布爾什維克」的縮略語。噠一危險的胡謅尚未全面傳播開來，便發生了三四千名AB團嫌疑分子被逮捕，許多人被槍決的所謂富田事件。

　　由於國民黨造謠說它有地下組織（實際並不存在），更增加了人們對AB團的恐懼感。党的保衛人員採取逼供手段，使數百人無中生有地「坦白」自己是AB團的成員。鄧小平接管瑞金時，在瑞金監獄裡究竟有多少人坐待處決，沒有可靠的估計。但是大概不下數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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